第一，核污染水排海問題制約中日兩國遵守四個綱領性文件和一系列共識在中日關係發展進程中的作用與意義，阻礙元首外交引領作用在中日關係發展過程中的發揮。
“2022年11月習近平主席會見岸田文雄首相，時隔三年實現兩國元首的直接互動交流。兩國元首強調：中日關係的重要性沒有變也不會變。中日雙方共同恪守中日四個政治文件原則，共同踐行‘互為合作夥伴、互不構成威脅’的政治共識。共同致力於構建契合新時代要求的建設性、穩定的中日關係，並就中日雙方加強節能環保、綠色發展、醫療康養、養老照護等領域合作達成共識。在中日關係發展的重要節點時期落實首腦會談達成的中日雙方就穩定和發展雙邊關係達成的共識是推進當前中日關係發展的基本前提。日本核污染水排海問題的出現，因核污水排海涉及海洋生態學、環境保護學、地質學、核物理、核化學、社會學等多學科研究、涉及同區域國家海洋環境治理方式、和諧共生謀求共同發展理念等多領域協作的問題，應該在踐行中日兩國元首達成的再‘節能環保、綠色發展’等領域合作的基礎上，共同面對這一影響人類生存環境和可持續發展的大問題，而不是基於功利主義與短視思維，未估量核污染水排海的潛在風險、未窮盡核污染水安全處置手段、未完全準確公開核污染水信息、未與日本及周邊國家充分溝通就簡單行事。這嚴重影響中日關係發展的基本規律、兩國元首會見達成共識，同時制約當前中日關係的發展。”王星宇說。
第二，核污染水排海問題影響“共同致力於構建契合新時代要求的建設性、穩定的中日關係”的基本進程。核污染水排海問題因其自身客觀存在的核污染水相關信息不公開、相關核污染水排海政策舉措不透明、以及涉及食品安全、海洋污染、放射性物質影響人體健康等議題的認知差異，使核污染水排海問題成為中日兩國民眾關注的焦點。可以說這一問題已經成為與影響中日關係的新冠肺炎疫情長期阻隔、中美戰略博弈深化、俄烏衝突爆發且延展等外部因素同步的、重要內在因素之一。
王星宇表示，當代中日關係的發展深受國際形勢與戰略格局的影響，同時也具有中日兩國本身內在影響因素。在中日關係發展的進程中存在著台灣問題、歷史認識問題、傳統安全問題，而核污染水排海問題儘管與上述三個制約中日關係的問題屬性不同，但其內在屬性涉及傳統安全領域的核安全問題以及非傳統安全問題的海洋安全、食品安全、生態安全等領域，對於中日關係的負面影響客觀存在。這將使影響甚至制約中日關係發展的因素增多、領域拓寬，加之因核污染水排海問題導致的中國國民對日本政府的信任度進一步下滑，使本就缺乏互信的兩國國民乃至政府間的相互認知意願降低與心理隔閡程度加大，兩國政府政策相互作用的回旋餘地持續縮小，這從中長期來看，無疑不利於“構建契合新時代要求的建設性、穩定的中日關係”基本發展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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