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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想者論壇現場（中評社 李澤璇攝） |
二、強弱政權交替的結構性變化。自1955年自民黨結黨以來，日本政治形成了較為模式化的政權交替結構。一個長期、強勢政權過後，往往在一段時期內繼起多個短期、弱勢政權。如1972年佐藤榮作七年超長期政權後，日本政壇經歷了十年的短期政權林立狀態——“三角大福中”時代。隨後誕生的是較為強勢的中曾根康弘長期政權。中曾根政權結束後，又進入一段政治混亂期，甚至導致長達38年的“55年體制”終結，自民黨第一次下野。至1996年橋本龍太郎自民黨政權誕生，才逐漸重回正軌。21世紀亦是如此。隨著自2001年起在位五年多的小泉純一郎內閣的結束，相繼出現安倍晉三、福田康夫、麻生太郎三個短期政權，後自民黨在2009-2012第二次丟失執政黨寶座。2012年安倍晉三“政權奪還”以來，自民黨連續七年多超長期執政，並打破日本憲政史上的記錄。安倍下台後，短期之內又更迭菅義偉、岸田文雄兩位首相。石破茂內閣的出現，也是安倍超長期執政後的繼起的短期弱勢政權。可以大膽預料，石破政權，甚至石破之後的政權，應將處於短期政權更替的周期內，日本政治的混亂期不會在短時間內結束。
之所以在長期政權後會出現混亂時期。筆者認為，大致有兩點原因。其一，長期政權之所以可以維持，經濟因素是必不可少之關鍵。經濟政策正確，經濟發展較好，選民支持度就高，政權就容易維持。隨著長期政權的結束，往往經濟周期也進入下行階段，此時，選民對經濟獲得感下降，對執政黨的支持也就下降。如此，政權不易維持。其二，長期執政致使自民黨內部漸生驕傲之心。以安倍長期政權為例。安倍執政中後期，已然爆發出森友、家計學園等事件。2024年自民黨黑金事件亦是其長期執政下的金權政治弊病。在本次解散前，自民黨重量級議員對“早期解散”持肯定態度，對解散議會贏得選舉頗感輕鬆。而驕兵必敗。
三、特朗普當選後的美日關係。還有一件大事便是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這無疑對中美日關係產生影響。先來看日美關係。參考特朗普第一任期時，日本不得不因應特朗普“美國優先”方針。美國優先大大損害了日本賴以立國之海外貿易。因此，安倍在特朗普時期，提出日本要做“自由贸易的旗手”，繼續引領CPTPP，成為所謂的“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的維護者。為對衝美國風險，安倍選擇對華策略性調整，穩定中日關係，加強中日經貿合作。但必須要指出的是，對日本而言，日美同盟依舊是其基軸，對華關係提升僅僅是策略性調整，是戰術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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