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歷史，你也會找到同樣的結論。1985年，美日達成了《廣場協議》，威逼日本將日圓升值。但是，當日圓升值了50%後，也不能使美國的貨品更具競爭力。美國耶魯大學教授斯蒂芬.羅奇（Stephen Roach）指出，自2002開始，跟與美國有貿易來往的國家的貨幣比較，美元貶值了23%，但仍未能使美國的出口額急劇暴增。美國從世界90個國家入口貨品。這是否因為這些國家操縱匯率？還是因為美國喜歡消費多於投資和生產的結果？
真正從中國而來的挑戰，並不是氾濫不絕的廉價中國貨品。這正好剛剛相反：中國正在升級其產業鍊，而這將會對美國經濟構成最具體的新的挑戰。
過去30年，中國致力於建造基礎設施，沒有投放資源於其國民身上。當時中國主要是保持工資低、生產低邊際利潤的成品。辛勤的廉價勞工就已經足夠。但是，中國的工廠需要走向現代化，建造世界級、高效應的道路、碼頭和空港。這一切建造的規模和速度在人類歷史上是史無前例。
現在，中國希望提供高質的貨品和服務。這意味著，在下一階段的經濟發展，中國政府清楚指出，將加強人力資源的培訓，如建造道路一樣堅決。自1998年開始，中國大規模地向教育投放資源，投放在教育事業的開支為中國國民生產總值的三倍。過去10年，中國的大學總數較以往增加了一倍。2007年，中國的大學生總數為500萬人，較1997年的100萬名大學生增加了5倍。中國九大高校組建中國版的“常春藤聯盟”。在這一時期，歐洲及美國的大學，由於大幅削減開支而受到打擊，中國正朝著相反方向前進。耶魯大學校長理查德.萊溫（Richard Levin）指出，中國在10年內建造出世界最大的高等教育事業，擴張速度是前所未見。事實上，自2000年開始，中國的大專教育入學人數的增長數量，超過了美國大專教育的入學人數的總量。
前所未見的教育投資，對中國及美國有甚麼意義？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芝加哥大學經濟學教授羅伯特.福格爾（Robert Fogel）曾經估計了接受過良好訓練的工人對經濟的影響。在美國，一個高中畢業生與一個大學畢業生的生產力分別為一個初三畢業生的1.8倍和3倍。在服務業方面，印度學生英語能力較佳，並受過信息科技訓練，因此中國仍然落後於印度，但將來，中國將會進佔這個巿場。福格爾相信，高技術工人的增加，將會推動中國的經濟增長，到了2040年，中國的GDP將達到123萬億美元，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系。
扎卡利亞認為，不管這個數字是否正確，福格爾對中國的增長過份樂觀。真正來自中國的挑戰，不是中國操縱貨幣匯率，或是其他隱藏的補貼，而是其策略性投資，及自身的努力。最有效的回應，並不是開徵關稅，而是進行結構性改革，投放新的資源，使美國的經濟及其工人更具生產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