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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英文已經超越民進黨的所有天王，變成黨内最有權力的領導者。 |
中評社╱題：蔡英文的“左右共治”，作者：王崑義（台灣），玉山周報總編輯、大學教授
6月份以來，民進黨主席蔡英文對中國大陸最受人注目的兩項動作，一是提出“願意委託民間智庫與學者進行規劃、設計兩岸交流平台”；二是宣佈6月26日將號召10萬人上街頭反對ECFA。這種一手交流，一手反對的作法，蔡英文到底在玩甚麼把戲，明眼人應該都可以看得出來，這不過是一手軟，一手硬，軟硬兼施的兩手策略罷了，問題是蔡英文為何又要擺出這樣的陣勢呢？這倒是值得討論的話題。
搶人撐出左右旗幟
要討論這個問題，有必要回溯5月份我在中評月刊所寫的那篇“搶權、搶人、搶地盤，民進黨2012前的大戲”的文章，在那篇文章中，我描述蔡英文以三個圈層的手法“搶人”，使得今年中以來，她幾乎把所有綠營“少壯派”的人士囊括到自己的麾下，實質讓自己超越民進黨的所有天王，變成民進黨內最有權力的領導者。
然而，有了人，問題也就來了。台灣綠營畢竟是一個“雞兔同籠”的集合體，不可能有一致性的看法。所以，為了滿足所有人對“中國圖騰”的認知，對大陸的政策就必須“軟硬兼施”、“左右共治”，才能讓每個人都對她效忠。
遠的不說，就像6月份蔡英文新納入新北市競選團隊的兩大發言人羅致政和鄭麗君，其中羅致政原本是台獨大老辜寬敏所要培植的重要綠營學者，他之前特別為了羅致政成立一個以“新台灣國策智庫”，讓他擔任執行長，如今羅致政又轉向去接任蔡英文的發言人，羅當然要顧及台獨老闆辜寬敏的感受，所以羅致政顯然需要蔡英文實現“左右共治”，才有可能真正效忠蔡英文。
同樣的，鄭麗君現在擔任“台灣智庫”的執行長，“台灣智庫”最早是由林佳龍成立，林佳龍為了佈局台中市長選舉，早就淡出“台灣智庫”，鄭麗君接手以後因募到一大筆款項，讓“台灣智庫”得以再生。只是，鄭麗君過去曾跟林義雄去苦行，也算是“苦行派”的重要成員，她要擔任蔡英文的競選發言人，必然也要考慮如何不跟過去的路線衝突，所以鄭麗君也需要蔡英文實現“左右共治”，才能無後顧之憂的投入蔡英文的選戰團隊。
瞭解這種情況，蔡英文祭出對大陸“軟硬兼施”、“左右共治”的手法，就應該知道這項策略不是對大陸而發，反而是為了調和綠營內部成員的需求，才會讓人有看似矛盾的操作手法出現。
只是，這種“軟硬兼施”的手法，是否能夠一直玩下去呢？如果是，中國大陸當然不可能理會蔡英文想要“對話”的期待，所以如何把反ECFA和建立交流平台分步驟進行，才能達到“左右逢源”的目標。這一方面，羅致政6月初在北京參加“全國台灣研究會”所舉辦的一場公開的研討會中，他就明白的指出，台灣年底五都選舉，蔡英文只會主打“十年政綱”，不會把反ECFA當成主軸。
羅致政的說法如果真的是蔡英文選戰策略的規劃，那麼6月26日民進黨所要舉辦的反ECFA大遊行，應該是民進黨反ECFA的“晚安曲”，跨過7月以後，反ECFA的遊戲，自然就會消失無形，這樣等於是對民進黨偏獨立場的民眾有所交代，也讓在背後一再堅持要搞ECFA公投的台聯黨，不會變成民進黨在五都選戰中的“拖油瓶”。
在這樣的戰略思考下，也可以理解民進黨6月26日所舉行的反ECFA大遊行，原本號召要動員10萬人上街頭，但實質上黨部的規劃只想動員兩萬人，而且動員者是由民進黨社會部進行，不是由組織部出面，組織部不出面，等於並不想動員所有黨員上街頭，由此可知，這次626反ECFA大遊行，民進黨玩假的成分居多。
本質上，現在蔡英文想要跟大陸建立交流平台的期望，高過反ECFA，所以她才說要把反ECFA的目標放到10年之後，這種把反ECFA目標放到10年之後的“持久戰”，10年之後兩岸關係會變成怎樣，誰也無法預知，也難怪有綠營學者要譴責蔡英文這種反法不具有“正當性”。
然而，蔡英文把反ECFA放在10年之後，她的目標顯然是為了推動“左右共治”而來，她把反ECFA當成一面旗幟，把建立交流平台當成另一面旗幟，哪邊需要，就拿出哪一把旗幟，這種“左右逢源”的作法，應該是讓蔡英文持續維持在黨內人氣不墜的最重要法門，問題就在於中國大陸願不願意陪她玩了。
兩條路線的鬥爭
事實上，想要瞭解蔡英文“左右共治”的想法，還需要討論台灣社會的本質，才有辦法清楚掌握這個動向。
台灣社會是否有“左派”、“右派”之分，過去以來爭議很多。日本學者若林正丈1990年代就明白指出，台灣社會沒有左右之分，只有統獨之別，這是因為台灣的資本家不夠“資本”，無產階級又不夠“無產”，所以推動台灣政治變革的動力，主要是來自新興中產階級的統獨鬥爭，而不是左右鬥爭的力量所鑄成。
若林正丈的看法應該只是表象，台灣社會雖然沒有無產者和資本家之間進行激烈的“左右之爭”，但1990年代源自新馬克思主義者所舉出的“市民社會”，其實已經被堅持依靠勞動階級力量的反對運動所攮奪，意識型態領域也變成是民進黨獨佔的詮釋空間，所以他們透過許多“新社會運動”，把李登輝的國民黨推向“舊國家領域”，形成“新社會”與“舊國家”鬥爭的雙重變奏。當時的“新社會運動”的主導者，主要是民進黨內的新潮流系，這也是為何民進黨解除派系以後，新潮流系會成立“台灣新社會智庫”作為化身的主因。
在1990激進鬥爭的年代，李登輝所掌握的“舊國家”，為了避免延續蔣氏父子利用“反共抗俄”建立“外部性國家”的主張，讓台灣繼續跟中國大陸牽扯不清，他必須找出“新國家”的標籤，以免“舊國家”被“新社會”給吞噬，所以1999年7月李登輝推出“兩國論”的用意，與其說是要重新界定台灣與中國大陸的關係，還不如說是要以“新國家”面貌，和民進黨進行一場更大的“國家與社會”領域的鬥爭。
事實上，“兩國論”思考的背後，其實有著蔡英文很深的影子。當時參與設計的學者就出現“國際法派”和“憲法派”兩派，一派是希望以“舊金山和約”作為界定兩岸關係的起點，但以蔡英文為主的一派就主張應該以“中華民國憲法”作為詮釋，避免跟民進黨的路線重疊。
在蔡英文的“憲法派”居優勢之下，李登輝後來接受“憲法派”的主張，因此，“兩國論”的解釋就被李登輝說成是：“1991年修憲以來，已將兩岸關係定位在國家與國家，至少是特殊的國與國的關係”，而不是從1950年的“舊金山和約”說起。“兩國論”的解釋既然是從“1991年修憲以來”做解釋，那麼台灣與大陸就不存在“兩國”的關係，還是只能在“兩岸”關係中做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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