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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幸男挖了柯建銘的膿瘡,讓人們看到民進黨政客的淪落;而柯建銘戳破蔡同榮的神話,也讓民眾明白綠營久已吞掉了它“黨政軍退出媒體”的承諾。(資料相) |
中評社台北7月16日電/聯合報16日發表社論說,民進黨的不分區“立委”提名之爭,引爆了黨內幽深的積怨。獨派的王幸男挑著兩籮筐資料向中央舉發柯建銘種種罪狀,柯建銘則反咬獨派大老蔡同榮將“民視”當成私器,鬥爭黨內異己。若加上沸沸揚揚的其他未爆彈,民進黨這紙不分區名單儼然已是公信蕩然。
社論說,這次民進黨的醜聞連環爆,其實不能以“內鬥”事件等閒視之。因為,雙方的指控均事關政治操守與社會倫理,更連帶影響台灣政治品質和民眾認知,至此已無所遁逃於輿論的檢驗和公評。若柯建銘的關說、豪賭、介入公共工程、玩弄司法,是必須割除的膿瘡;那麼,蔡同榮公器私用,挾電視媒體來惡鬥、醜化他人,撕裂社會,又如何可以縱容?
柯建銘說,當年四萬人集資成立民視,是要打破媒體壟斷;如今卻被蔡同榮當成個人禦用工具,用來打擊黨和同志,黨團因此長期“在民視陰影下問政”,極其可悲。柯建銘並指控,蔡同榮所做的,是“台灣政治史上最醜陋、最血淋淋的政治鬥爭”,甚至比國民黨“還要惡質千百倍”。蔡同榮和民視對此未作回應,民視的叩應節目則悄悄迴避了這個話題。
社論說,柯建銘因不滿獨派陣營對他的攻擊,因此道破了蔡同榮挾民視打擊同志、要脅黨中央的事實。但蔡同榮濫將公器當成私人政治武器,受害者豈止柯建銘?事實上,由於蔡同榮等人的操作,台灣政治對立的激化、社會族群的撕裂,乃至民視本身以及其觀眾受害之深,均遠遠超過柯建銘。這是柯建銘沒有說出的真相。
民視在節目形態上選擇走“本土”路線,這是它的特色;但在蔡同榮等少數負責人主導下,它在政治上變成綠營的政爭武器與撕裂社會的凶器,這才是問題所在。在多數時候,柯建銘是公器私用的“獲益者”,他靜享其利,絲毫不覺有何不妥;直到這尊大砲對準自己,他才悻悻然端出“公器”及“黨政軍退出媒體”的口號譴責。然而,台灣社會的是非界線已被這類私用公器踐踏得面目全非,在這片混沌中,社會公眾要向誰申訴公義?
社論說,令人感慨的是,柯建銘細數“民視”當初建台的初衷,是為了打破媒體壟斷。誰料,革命年代的理想變質成現實的利益,一路傾斜下來,不僅公器變私器,也演成今天它在綠營“尾巴搖狗”的局面。問題是,這麼多年來一直在“飲鴆止渴”的民進黨,面對選舉在即,有勇氣戒掉自己的癮頭嗎?
王幸男的挑籮檢舉,柯建銘的隔山打虎,讓民進黨的貪婪、徇私和內鬥的幢幢疑影,曝光為對號入座的真人真事。柯建銘的圓熟幹練讓蔡英文倚為左右手,但其真實形象卻是如此不堪;而占有台獨政治金脈的蔡同榮,竟公然利用媒體來經營自己在綠營中“國中之國”的勢力,令人咋舌。柯建銘與蔡同榮,正好是民進黨內的兩大主要類型;柯被歸類為腐,蔡被歸類為獨。過去,獨因腐而壯大,腐因獨而猖獗;陳水扁即是“腐獨雙棲”的黑白郎君。獨與腐,何者對民進黨的傷害更大?這個問題,只能留待民進黨自己去解答。腐敗固絕不可取,但如果“獨”的理念已經變質成為惡性腫瘤,那麼膿瘡要擠,惡瘤該不該割?
社論說,柯建銘說,“中共中央電視台也不可能這樣鬥爭自己同志”;這句話,犯了兩個錯誤。第一,拿民主台灣和中共國媒對比,是比喻不倫;第二,電視作為公器,豈可以鬥爭為目的?不能惡鬥同志,難道就可以用“空心菜”那種手法惡鬥對手?或用“愛台灣”那種手法撕裂社會?柯建銘既然知道民視的攻擊比國民黨時代惡質千百倍,那麼,今天台灣民眾感受到的政治氛圍有多麼惡劣,民進黨會無法想像嗎?
社論說,王幸男挖了柯建銘的膿瘡,讓人們看到民進黨政客的淪落;而柯建銘戳破蔡同榮的神話,也讓民眾明白綠營久已吞掉了它“黨政軍退出媒體”的承諾。當柯建銘呼籲蔡同榮和民視應該“還台於民”時,這四個大字,對藍綠兩營其實隱含著另一層意義:“把台灣還給人民”。這些政客霸占的何止是電視台,他們占據台灣政治舞台卻歹戲拖棚的時間也夠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