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台北2月9日電／台灣新“內閣”上路，為美牛進口議題成立特別因應小組，綜理跨部會意見，足見政府承受壓力之大。含瘦肉精的美國牛肉應否開放，之所以難以取捨，主要就在這是一個“倒退”的作法；而美國向貿易“友邦”發動這樣不高尚的叩關攻勢，其實也有失一個民主大國的道德立場。
聯合報社論說，近幾年，美台關係除了軍售，檯面上談論最多的議題幾乎都圍繞在美牛的進口上，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奇怪的現象。從扁政府到馬政府，先有狂牛問題的糾纏，後有瘦肉精超標退運的事件，不僅影響雙方貿易談判氣氛，也影響美國牛肉的聲譽。在此情況下，美國肉商不設法改進其飼養方式，美國政府不去督促肉商提升品質，卻一味透過外交手段要求他國放寬標準，強銷其安全有疑慮的肉品，殊非合理。
再者，美國政府若把美牛問題和台美貿易暨投資架構協定（TIFA）連結，將瘦肉精解禁當成台美重啟談判、乃至同意台灣免美簽或議簽引渡條例的前提，也難以稱之為君子行為。美國藉台美外交的不對稱關係，以TIFA來槓桿美牛進口，當然是比較省力的作法，但也無異用牛刀殺雞；因為，從台美關係看，若為了推銷瘦肉精，而延阻了TIFA、免簽、引渡等更具宏大高遠價值的雙邊機制之實現，非但不符文明原則，亦有損美國的國際戰略利益，比重顯不相稱。
何況，在自由貿易原則下，一個國家有權決定其進口食品的安全標準。台灣要求外國進口牛肉要達到零瘦肉精的標準，主要是出於維護民眾健康所需。如果美國對歐洲出口的牛肉必須達到零瘦肉精的標準，而過去許多輸來台灣的美國牛肉也都能合乎零瘦肉精的規範，那麼美國肉品商該做的，應是繼續向台灣提供合格的肉品，而不是假政府的外交力量強迫貿易伙伴在食品安全上退讓，不是嗎？畢竟，與其強迫人吃瘦肉精，不如不餵牛吃瘦肉精。
在科學上，瘦肉精殘量的高低及安全性當然是可以討論的議題。在美國，食品安全標準容許五十ppb的培林殘量，這是為適應美牛以玉米為主食的飼養方式，對瘦肉添加物的特別容許；加拿大則是四十ppb，和世界衛生組織規定相同。台灣則規定零檢出，和歐盟、中國大陸等一百六十餘國相同。由此看來，假設台灣比照日本放寬瘦肉精標準為十ppb，或許不會讓民眾感到變成“次級國民”，因為那是比美國境內還高的標準。許多台灣民眾並不完全排斥美牛含瘦肉精，這是原因之一。
但問題是，必須預防骨牌效應。一旦對美國牛肉解禁，對豬肉的瘦肉精要不要解禁？對其他進口肉類、乃至台灣各項畜產要不要同步開放？美國可以大剌剌地說，基於貿易公平原則，美國不要求美牛單獨享受特別待遇；但若是通盤解禁，對台灣整個禽畜業勢必是一場品管大倒退的災難，這才是馬政府左右為難之處。台灣消費者願意冒風險品嘗美牛美味，那是個人的選擇問題；但瘦肉精的解禁可能會帶來台灣畜牧業品質和生態的驟降，那才是台灣難以承受的代價。亦即，禁用瘦肉精是一個“進步”的觀念，但現在為了配合美牛的“低標準”，台灣食品的安全水準卻可能要全面跟著下滑。對這樣的貿易關係，美國政府覺得公平、對等嗎？美國人民能感到自豪嗎？
對台灣而言，美牛是一個高度棘手的難題；對美國而言，這則是一個不光榮的議題，也是不理直的談判。其癥結，在美國肉商對時代及社會變遷的缺乏自覺，堅持以違反自然法則的方式飼養，最後要仰仗政府外交力量來強行推銷。所謂“不光榮”，一是指它在品質上無法符合多數國家認同的標準，二是它所欲強加的標準，將導致他國的法令規章倒退。這正是台灣面對的難題。
社論建議馬政府，在不犧牲民眾健康、不危及島內產業的前提下，應本著貿易善意，謹慎研議美牛的安全開放。唯我們更必須建議美國政府，應將美牛談判當成獨立的議題，不要再和TIFA、美簽等問題連結，必須脫鉤；如此，雙方才能有更心平氣和的談判空間，亦不致因美牛問題而傷害了TIFA、免簽及引渡等更具宏大高遠價值的台美關係之推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