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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英文走上從政之路是無心插柳嗎 |
中評社╱題:蔡英文從政的人格驅力分析 作者:李彬(廈門),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研究生
作者指出,蔡英文作為民進黨內的實質領導人和綠營民眾的精神領袖,在2016年初當選台灣地區領導人,因而備受各界矚目。一個40歲之前不知道政治是什麼的富家千金由學者身份進入官場,在男性主導的政壇中又是緣何一步步蛻變為政治家?剖析蔡英文從政的心理動因,認為父權制家庭和男性氣質官場中的自卑、軟弱的心理補償和自尊需要形成了蔡英文從政的人格驅力。
何為政治人格驅力
政治人格驅力是政治人格的核心要素和研究主題。根植於政治人物人格中的驅力,對其政治行為的產生和發展提供導向和源力量,為達到利益的滿足在很大程度上控制著政治行為。政治人格的驅力具有以下幾個特徵:(1)某方面的匱乏是政治人格驅力的來源之一;(2)它是政治人物的一種目標(如為權力、為理想或為自尊等)需要滿足;(3)它是驅使政治人物競逐權力、主導政治活動或表現出某種政治行為的動力;(4)它是政治人物為達到某一目標需要借助的某一對象。即外部世界有很多對象能滿足政治人物人格的需要,為了獲得最大滿足,會從一個目標轉向另一個目標。例如,即將退休的政治人物對權力的追逐已經面臨“權力”天花板,就可能會從權力轉向對社會身份的滿足,如獲取大學教授頭銜的驅力等。一般意義上講,權力的匱乏以及對權力的控制欲是驅動政治人物參與政治活動、追逐政治權力、滿足某種政治行為的政治人格驅力。
政治心理學創始人拉斯韋爾“補償理論”的假設前提是,政治活動是政治行為者自我滿足人格需要的方式之一,政治活動的權力動機來自補償未被滿足的自尊需要。他認為,存在著一種基本的政治人格,其特徵為強烈的權力衝動,吸引著政治人物參與政治的正是那種行使權力、控制他人的機會,“權力是對自我軟弱、卑鄙、邪惡、討嫌的一種補償”。阿德勒的個體心理學也揭示了自卑心理與行為之間的關係,他也指出,“從生命之初,我們所有人就都有一種心理和社會的自卑感。父母和其他人多數人不僅在體力上比我們強,而且在解決問題時比我們更老練和內行。由於這種不可避免的自卑感,產生了對優越感的追求。”可以說每個孩童身上的這種自卑感是天然的,這種自卑感的作用是一個硬幣的兩面,一方面有助於使我們訂立“社會契約”,相互協作與團結以解決問題。另一方面如果過度顧慮這種自卑感,不管是真實的還是想像的,我們可能會依賴補償來彌補這種缺陷。
很多人認為蔡英文走上從政之路是無心插柳的,因為相較於檯面上的政治明星,學生時代就投入政治運動,蔡英文是讀書人從政,“有些形容她為一隻在森林裡迷路的兔子,被黨內與黨外的狼群包圍。”①更重要的是蔡英文自己也說“四十歲之前,我不知道政治是怎麼一回事”②。然而就是這樣一個“小時候不是一個被認為未來會有成就的孩子”,從政的政治素養又相對晚熟的政治沉睡者,被喚醒後展現出巨大政治潛力。英國著名哲學家羅伯特.羅素就曾指出“人類最大的、最主要的欲望就是權力欲和榮譽欲”③。政治活動的核心就是圍繞權力的鬥爭,作為政治人物很難置身於以權力為中軸的政治系統之外,對權力的需求與控制也成為政治人物的人格生成中最顯著的驅力。
蔡英文權力驅力的家庭因素
“個人的政治首先是為了自己的需求,然後才是為了國家的利益”④。在個體政治社會化過程中,家庭環境影響具有特殊的意義,特別是一個孩子如何處理對他們父母的憎恨在他的人格形成過程中至關重要。在某種程度上,孩子對父親的憎恨是建立在家庭中強權地位的基礎上的。蔡英文出生、生活在一個父親財力雄厚、母親身份卑微、兄姐眾多的家庭中。父親蔡潔生白手起家,早年靠維修飛機的專長起家,在台北開汽車修理廠,投資土地、飯店而身家上億富甲一方。在未認識蔡英文母親張金鳳之前蔡潔生已有家室,張金鳳也只能當“二房”。在蔡英文成長、生活的家庭結構中,父親蔡潔生可謂是家庭的核心,在地位、財富、權力和家庭關係上擁有支配權力,這種父權優越感是其他家庭成員包括蔡英文在內所匱乏的。例如在事業投資上,即使母親張金鳳看好的投資專案,如果蔡潔生不贊成,張金鳳再怎樣心不甘、情不願也會尊重蔡潔生的意見而放棄。在蔡英文的教育上,選擇上公立的“國小”和大學讀法律專業也都是蔡潔生的意志決定的⑤,蔡英文也都順從了父親的安排。
蔡英文從小生活在這樣一個濃厚的父權制家庭中,雖然父親給了她優渥的家庭環境和成長、成才條件,但是家庭中父權的強大,反而投射出蔡英文政治人格生成過程中不可避免的軟弱面向和缺陷(被動、依賴和內向),即她作為老⼳面對父權及其他兄姐的自卑與軟弱(家庭中兄弟姐妹的出生順序可能對他們的發展產生影響,如長子曾是家庭注意的中心,但是隨著其他兄弟姐妹的出生,長子在家庭中會遭遇權力的喪失。而家中年齡最小的孩子最有可能是最受溺愛的孩子。蔡英文在蔡家11個孩子中是老⼳,也是最受溺愛的,雖然她沒有面臨權力的剝奪與喪失,但是據她的姐姐講“她(蔡英文)的話,從來沒人聽”,這也容易讓她從孩童階段就產生軟弱心理的家庭因素)。自卑與軟弱本身並不一定會使人激發奮鬥的動力,關鍵是對待缺陷、自卑與自我軟弱的態度。蔡英文選擇了服從與置換。服從,即她從小從未公開反抗過她父親的權威,而是在處理對父親的憎恨問題⑥上,不斷說服自己保持對父親的愛。然而蔡英文對父親的順從,也沒有走向父權崇拜,而是置換為女性崇拜。蔡英文以前在接受一家週刊專訪時,大加讚揚母親張金鳳的才智與能力。她說最崇拜的人是媽媽,甚至形容媽媽是領導型人才。“我媽媽其實是一個很想要有自己的生涯事業的人……我媽其實是一個很堅強、很獨立的女性。但在傳統的社會裡面,她有些事情還是要去問我爸。”⑦蔡英文對父母的印象和評價中,父親蔡潔生為人謹慎,大小事都要來來回回想幾遍;而真正有魄力、英明果斷的人,則是母親張金鳳。在傳統社會和父親蔡潔生當家的蔡家,母親張金鳳為家庭的犧牲和所受的委屈,蔡英文是有深刻體會的,即男權主義下的女性卑微感和爭取女性自尊的殘酷現實。從母親身上汲取的卑微、沒“名分”的女性自尊需要,要麼依靠獲得更大的成功來實現,要麼依靠降低自己的奮鬥目標來實現。蔡英文最終選擇了前者。
總之,正是經歷過父權制家庭中女性卑微和爭取自尊的殘酷現實,蔡英文沒有走上傳統社會對女性以家庭為核心的老路,選擇終身未婚以擺脫家庭帶給女性的枷鎖和卑微來源,並通過不斷奮鬥取得成功,攀登權力的巔峰實現一個女性的抱負。但是除了家庭因素之外,在政治系統的歷練也是蔡英文人格中權力驅力的重要構成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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