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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進黨在台灣社會不斷操弄“反中抗中仇中”民粹，給兩岸關係帶來嚴重威脅。 |
中評社╱題：身份利益視角下的民進黨“反中抗中”行為探析 作者：夏昂（廈門），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摘要】民進黨再度執政以來，在台灣社會不斷操弄“反中抗中仇中”民粹，給兩岸關係帶來嚴重威脅。民進黨刻意強調台灣社會不同群體的身份利益差別，以配合其“反中抗中”行為，從而獲得政治利益。因此從身份利益視角對民進黨“反中抗中”行為進行剖析，有助於深入理解民進黨的行為邏輯，同時也為大陸有針對性地反制民進黨“反中抗中”行為提供新的思路。
身份和利益是國際關係理論中建構主義的核心概念，作為建構主義的代表人物，亞歷山大·溫特（Alexander Wendt）認為，身份是有意圖行為體的屬性，身份帶來動機和行為。利益是行為體的需求，是以身份為先決條件的。①簡而言之就是，身份決定利益，利益決定行為。身份作為一種客觀事實，標志著個體以及群體實然和應然的社會地位和利益。台灣由於特殊的歷史進程，導致族群結構複雜，台灣學者一般將台灣社會劃分為四大族群：閩南人、客家人、外省人、原住民。②再加上台灣經濟騰飛後大量來自東南亞的勞工移民群體，使得台灣社會形成了數個高度自我認同的利益群體。這些不同的群體在日常的互動中無不彰顯著各自歷史的、文化的、地域的身份。台灣社會的各個群體都想在政治權力分配中獲得公平對待，維護自己的利益。民進黨注意到台灣社會的這種群體心理，自2016年再度上台後，利用台灣族群間的身份屬性差別，不斷操弄“反中抗中仇中”民粹，以獲取執政利益。
一、民進黨“反中抗中”行為的族群身份與利益
民進黨的族群身份認知是在台灣歷史與現實的大背景下產生的，深受“台灣民族論”的影響，這是早期“台獨”理論之一。其主要觀點包括：台灣經過幾百年發展已經形成了一個不同於中華民族的單一“台灣民族”，兩岸是兩個“不同的民族”；“台灣文化”是不同於中國大陸的海洋文化，“台灣文化”與中國大陸文化具有本質的區別。所以，“台灣人不是中國人”。幾十年來，這些“台獨”思想一直影響著民進黨的行為，成為他們不斷“反中抗中”的理論指導，也奠定了民進黨努力推動“文化台獨”的理論基礎。③
民進黨起源於早期台灣社會的“黨外”運動，從1977年的“中壢事件”到1979年的“美麗島事件”，“黨外”勢力在反對國民黨威權統治的過程中不斷發展壯大，1986年9月28日民進黨成立，打破了國民黨長期“一黨專制”的局面。為了在與國民黨的鬥爭中獲得更多的支持，民進黨迫切需要一種台灣社會能普遍接受的理論和口號，所以“台灣民族論”自然就成為其主要選擇。民進黨將大陸來台的國民黨政權視為和西班牙、荷蘭、明鄭、清朝、日本一樣的“外來政權”，聲稱所謂“台灣400年的歷史就是不斷被外族統治的歷史，台灣人從來沒有當家作主”。民進黨對台灣民衆的“民族認同”和“國家認同”不斷進行誘導，使得台灣民衆的“民族認同”和“國家認同”發生異化，形成了強烈的“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的“台灣意識”。
在與國民黨的鬥爭中，民進黨強調國民黨威權統治對台灣民衆的“欺壓”，帶給台灣苦難。民進黨一方面不斷突出“台灣主體意識”，一方面努力喚起台灣社會的集體悲情意識，這樣就讓民進黨的行為獲得了某種“正當性”，并且迎合了台灣社會長期存在的“出頭天”心理，有利於其爭取更多草根民衆的支持。1947年發生的“2·28事件”是台灣社會的一個痛點，從那之後很多台灣民衆對國民黨執政的“中華民國政府”產生逆反情緒。由於當時國民黨當局領導的“中華民國政府”仍代表著中國，使得民衆容易簡單地把國民黨當局與中國劃上“等號”，反對國民黨就與反對中國聯繫在了一起。④即使是民進黨取得執政地位之後，依然沒有放棄以族群身份構建對立性社會結構的嘗試，并且在島內政治鬥爭中屢試不爽。以民進黨為首的泛綠陣營對以國民黨為首的泛藍陣營的“追殺”就是建立在族群身份認同區隔的基礎之上的。在藍綠鬥爭中，民進黨以“本土政黨”自居，以族群區隔為起點，在台灣社會建構起“我族”和“他族”的對立結構，推動政治認同的分化。⑤有學者認為島內政治從一開始就走向了“族群政治”的歧途。⑥
在兩岸關係上，民進黨將處理島內政治的方式延續到兩岸關係當中，再利用台灣社會異化了的“民族認同”和“國家認同”，挑釁大陸，製造對抗，企圖在緊張的兩岸關係中撈取政治利益，獲得某種執政合法性，從而能長期執政。台灣學者王振寰指出，在台灣當前的制度環境下，政治精英有相當大的空間可以繞過制度，訴諸民衆來得到正當性。當然政治精英更可以繞過官僚機構，迴避理性討論而直接訴諸民衆，召喚“國族”意識，來轉圜各種無法解決的政治危機和制度性問題。⑦
根據建構主義理論，身份是在與“他者”的互動中建構而成的。族群身份和分裂主義并不存在著必然的聯繫，但是當某個族群的利益要求無法得到滿足時，可能會被該族群內部深受民族主義思想影響的政治精英利用，在政治衝突中訴諸極端行為。近年來，可以發現一直以“本土政黨”自居的民進黨每當遇到選舉或執政地位不穩時就開始各種“反中抗中”行為，設法挑釁大陸。而大陸一增加對“台獨”勢力的反制措施時，民進黨就在島內營造“悲情氛圍”，在國際上指責大陸“打壓”台灣，妄圖增加其行為的合理性，并從中謀取政治利益。
二、民進黨“反中抗中”行為的宗教身份與利益
宗教屬於意識形態範疇，是人們重要的精神支撑，也是社會和政治生活的“粘合劑”。宗教的這種凝聚作用在同一個宗教信仰的群體內部會得到明顯的加強。衆所周知，民進黨是具有分離主義意識形態的政黨。民進黨雖然表面上高喊“台獨”口號，但實際上黨內的大多數人祇是將分離主義的意識形態當成一種追求世俗政治利益的工具。不可否認，民進黨內確實有一部分人深受日據時期“皇民化教育”的毒害，他們無論是從政治情感還是價值取向上都無法接受台灣回歸祖國的政治現實，他們把“台灣獨立”當成一生的事業。⑧1991年10月13日，民進黨“五大”將“台獨”主張寫入黨綱，使得這部分人更加狂熱地如信仰宗教般信仰“台獨”，“台獨”主張開始在民進黨內部信仰化和教義化。民進黨中的“台獨基本教義派”就是指這部分將“台灣獨立建國”以及相關理論作為指導其行動的信念，願意為了這個目標而執著終身奮鬥，就像信奉宗教的基本教義一樣虔誠的人。⑨
“台獨基本教義派”雖然在民進黨內是少數，但是影響卻非常大，在民進黨“台獨”黨綱通過後，他們掌握了民進黨意識形態的主導權，其他派系很難與之在“原則上”和“道德上”相抗衡。民進黨內的“台獨基本教義派”認為“台獨”目標是最高追求，不管政治形勢如何發展，民進黨的“台獨”論述決不能變，并且要大力宣傳“台獨”理念，啓蒙和領導民意，要將“台獨”目標神聖化和道德化，把“獨立建國”當成一種具有宗教性質的意識形態。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任何影響“台獨”最高目標的事情都要反對。“台獨基本教義派”產生的根源可以追溯到台灣日據時期，當時在日本殖民教育下長大的一部分台灣人產生了對近代以來日本現代化成就的崇拜，和對同一時期落後中國的鄙視心理，這種心理實際上是一種強烈的“後日本殖民主義”的狹隘心態。所以，“台獨基本教義派”的目標不祇是單純追求台灣“獨立建國”，還伴隨著敵視中國的性質。這個中國是廣義上的中國，包括國民黨帶到台灣的“中華民國”，也包括現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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