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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新一輪新冠疫情爆發以來，台灣地區的感染人數持續上升。 |
中評社╱題：台灣地區新冠疫情及兩岸合作治理——非傳統安全理論視角 作者：宮高傑（廈門），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博士生；徐夢琪（廈門），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碩士生
【摘要】自新一輪新冠疫情爆發以來，台灣地區的感染人數持續上升，疫情的安全風險不斷擴大。目前，台灣地區的新冠疫情發展呈現潛在性、擴散性、不確定性等多重特徵。而台灣當局在應對疫情局勢上凸顯頽勢。缺乏系統的防疫應急體系導致難以有效遏制疫情進一步擴散，疫情信息掌握不對稱引發民衆的恐慌心理。民進黨當局更是將疫情政治化，藉抗疫之名圖謀加入世衛組織。根據非傳統安全理論，兩岸未來可以“共享安全”為原則，促進兩岸防疫經驗互學互鑒；以“有效安全”為目標，增強兩岸疫情合作的互適性；以“安全機制”為框架，建構兩岸常態化的疫情合作制度，打造兩岸抗疫命運共同體。通過提升兩岸在應對新冠疫情中的合作治理水平，有效解決此次疫情帶來的諸多非傳統安全問題。
非傳統安全一直以來是困擾人類社會的一大安全威脅，而非傳統安全所具有的複雜性、關聯性、破壞性等表徵也讓世界各國和地區間不斷樹立起非傳統安全合作的意識，在合作中尋求有效的應對舉措。新冠疫情作為新型傳染性疾病，給人類社會的生產生活方式、各行為體的互動交往都產生了變革性的影響。聚焦於台灣地區新一輪的疫情發展態勢，台灣地區未來還將持續較長一段時間的高位感染和確診期。台灣地區此輪疫情是否具有一些新的表現和特徵？面對新一波疫情衝擊，台灣地區為何顯現出“抗疫疲乏”之頽勢和陷入防疫之安全困境？兩岸未來在新冠疫情防疫的非傳統安全合作層面是否有可發展的空間？本文通過藉助非傳統安全相關理論，試圖對前述問題進行探討。
一、非傳統安全理論及在台灣地區的適用
安全問題一直以來都是困擾人類和國際社會的焦點議題，任何區域性或國際性的問題，其本質都會回歸到安全議題上來。而安全的指涉範圍廣、產生的影響大，關乎人類最基本的生產活動，因而受到學界的廣泛關注和研究。但無論是傳統安全（Traditional Security）還是非傳統安全（Non-traditional Security），亦或是經濟、生物、環境等其他安全，其核心要義都在於安全二字，傳統與非傳統、經濟與環境等僅是其外在表現形式。
（一）安全的內涵與類屬
對於安全的認知，學界有著不同的解讀。國內外學界多以主觀認知或主客觀結合視角來看待安全的涵義。哥本哈根學派的創始人巴里·布贊（Barry Buzan）等人認為安全與生存密不可分，“當一個問題被表述為對所指涉對象構成生存的威脅時，安全問題就產生了”，但他們并不狹隘地認識安全，認為安全具有政治、經濟、環境等多重指涉。〔1〕邁克爾·威廉姆斯（Michael C Williams）對布贊等人的“安全化”理論進行了批判性吸收，認為該理論僅將安全視為一種認知和言語上的體現，“無法把握和體現當代國際政治進程以及複雜的交流制度之間的關係”，主張適當擴大安全化理論的適用和解釋範圍。〔2〕奧利·維夫（Ole W.ver）以過程視角來解釋安全的維度，強調安全作為“一個演變的過程”，其形成以意圖為基礎，以一種“言語上的政治行為”確認安全問題的存在，〔3〕因為“言語不僅是描述性的，本身也具有行事功能，用以完成行動”。〔4〕也有學者從主客觀結合視角來解讀安全的涵義，阿諾德·沃爾福斯（Arnold Wolfers）認為安全無論在主觀還是客觀上都是一種“免於威脅的自由”。〔5〕大陸學者王逸舟將“客觀上不存在威脅，主觀上不存在恐懼的狀態”作為安全討論的起點，是主客觀結合論的支持者。〔6〕余瀟楓等將安全視為心理上的一種狀態，即“安全感”，但也是在主客觀結合基礎上強調安全的主觀成分。〔7〕台灣學者張登及從安全的類別出發，認為所有類型的安全都要回到一個核心的概念——“本體安全（Ontological Security）”，但他依舊采用的是主客觀二分法界定安全的概念。〔8〕
對安全內涵的辨析進一步引發了對安全的外延——安全類屬的探討。由安全所衍生出的傳統與非傳統安全形態，在冷戰結束後形成正式的分野，學界也多以此為劃分。陸忠偉等就認為非傳統安全是冷戰後國家安全觀念的擴展和延伸，將非傳統安全視為“除地理和政治上的國家實體以外更廣泛的安全”，由“非政治和非軍事因素所引發，直接影響和威脅國家、地區乃至全球發展、穩定與安全的跨國性安全問題”，通過藉助比較分析來尋求非傳統安全理論的核心內涵。〔9〕朱鋒將非傳統安全視為安全理論範式的一次重大變革，因為它將安全的指涉對象轉向了廣義的人的安全。〔10〕陳先才將非傳統安全視為主客觀的辯證統一，即“安全觀念與現實存在的問題”，他也認同前述陸忠偉的觀點，將非傳統安全的產生歸結於“非政治和軍事威脅因素引發的跨國性安全問題”。〔11〕但李開盛等人則主張回歸安全理論本身，將安全指涉對象和主導價值作為區分傳統安全與非傳統安全的分野，認為以冷戰結束的時間框架作為區分兩種安全形態的方法較為籠統，不能够對安全的學科體系進行清晰呈現。〔12〕台灣學者黃秋龍認為傳統安全與非傳統安全是“相互指涉的，而這樣的互動會使安全的範圍、層次、領域相應的擴大化”。〔13〕一些區域研究的學者也認識到安全的主觀性所帶來的局限，約恩·多思（J.rn Dosch）在對東南亞地區非傳統安全研究中發現，由於對非傳統安全的認知及所感受到的威脅程度不一致，往往導致東盟內部不能形成統一的決策與實踐，對於非傳統安全的應對也停留於紙面。〔14〕大衛·阿拉塞（David Arase）認為非傳統安全更聚焦於人的安全而弱化國家的安全，他將威脅來源的非軍事性作為劃分傳統安全與非傳統安全的一個重要標準。〔15〕對於如何應對非傳統安全帶來的跨區域威脅，學界集中於對不同次區域的競爭與衝突作為研究背景，試圖在這樣的安全進程中尋求良方，以解決不同地區的非傳統安全問題。〔16〕
（二）台灣地區非傳統安全研究的議程與局限
對於台灣地區的非傳統安全與兩岸的非傳統安全合作，學界在表現、成因、對策等方面進行了初步的探討。從兩岸非傳統安全的制度化建設視角來看，張文生等系統論述了影響兩岸非傳統安全的幾大因素，認為要解決兩岸共同面臨的非傳統安全問題，需要建立起相應的行動機制和信任措施。〔17〕從安全的價值觀視角來看，唐樺等側重於兩岸共同文化的認同和共有價值觀視角建構兩岸應對非傳統安全的新路徑，認為通過非傳統安全合作過程有助於“塑造兩岸民意的認同感和向心力”，而這種向心力和認同感又將為兩岸和平發展大局奠定心理基礎。〔18〕回歸安全的本質，從廣義的人類安全視角出發，台灣地區學者王昆義等認為，由於兩岸間的任何非政治議題都可能被“安全化”，因此若要實現兩岸在疫情等非傳統安全領域合作，需超越安全的政治意涵，回歸到人的安全上來，通過塑造共同的安全認知，實現跨越爭議的安全合作。〔19〕對於疫情安全的分析，台灣地區學者以非傳統安全主體視角分析了國際組織、國家、民衆等在應對疫情時顯現出的局限和不足，但觀點有失偏頗。〔20〕
從前述研究來看，學界對非傳統安全理論的探討以及適用性研究已較為成熟，但也存在著一定的缺陷。一是糾結於純粹的理論研究和概念界定，從非傳統安全研究興起至今，學術界就沒有停止過對非傳統安全核心內涵的爭論。不可否認，對非傳統安全的含義和理論賦值固然重要，但對於非傳統安全理論如何適用於國際社會中的非傳統安全威脅，更能解決人類面臨的迫切安全問題。在非傳統安全的適用過程中去豐富和延展它的內涵，才是理論的真正價值所在。二是對於台灣地區非傳統安全問題和兩岸非傳統安全事務合作的研究中，當前的研究偏向於宏觀的過程分析和路徑梳理，缺乏一定的理論支撑和價值升華。且研究的周期較為久遠，時間間隔較長，多為10年前對兩岸非傳統安全問題的研究。缺乏持續性的追蹤，對當下台灣地區的非傳統安全環境認知較為薄弱。衆所周知，非傳統安全問題的重要特性就在於其易變性和不確定性，這種特性造就了對非傳統安全問題研究需具備持續性探索的能力。尤其自2019年底以來，新冠疫情多次肆虐全球，給世界各國和地區以及人類社會帶來了巨大的威脅與損失。加上疫情變化多端、表現多樣、擴散性強、破壞力大，在短期內給台灣社會造成了極大的衝擊和安全威脅。因此，加強對台灣地區的疫情等非傳統安全問題的研究就顯得尤為必要和重要。
儘管學術界對非傳統安全的研究已經汗牛充棟，但在全球化日益加劇和新冠疫情肆虐的今天，非傳統安全理論對認識當前台灣社會的新冠疫情，以及如何對肆虐的疫情進行有效的應對和治理，依舊具有極強的解釋力和理論的適用性。本文以非傳統安全理論的表現特性為借鑒，通過藉此來嘗試分析台灣地區近期以來的新冠疫情所表現出的一些新變化，厘清台灣地區疫情爆發背後一些既存和新發的安全困境和動因。并藉助非傳統安全理論的“去安全化”過程，嘗試建構兩岸應對新冠疫情的安全治理新路徑。
二、台灣地區新冠疫情的非傳統安全特性
儘管國內外學界對非傳統安全的特徵并未達成完全一致，但也有一些共同的認知和標準，諸如跨地域性、不確定性、周期性等特徵。〔21〕此輪新冠疫情自2022年3月以來來勢汹汹，不僅對上海等大陸城市造成極大的安全衝擊，也使台灣地區的確診人數在短時間內迅速猛增。縱觀這一波疫情的發生，既有以往各類非傳統安全問題的共性，也有著疫情在新的社會環境中表現出的一些特性。
（一）疫情來源的始發性
疫情來源的始發性指這類安全問題屬於新型的、過去極少見到或者根本沒有出現過的情勢，現在卻變得逐漸的普遍化與現實性，當下也沒有有效的方法因應其威脅。〔22〕由於這類安全威脅類型多樣、產生源頭複雜、威脅來源十分隱蔽，爆發的時間地點也沒有任何規律可循。人類社會對其認知也不够全面，甚至衹能在其發生之後，在不斷的變化中形成對這類安全問題的既有認知。但是疫情一旦發生就能造成極大的破壞性，危及人類社會的基本安全。
台灣地區此輪疫情的爆發可追溯到奧密克戎（Omicron）變異毒株“XE”，首例“XE”病例來自於3月中旬從捷克進入台灣地區的女性病例。此類病毒最早在英國境內被發現，隨後英國迅速出現數百例感染病例，但目前國際社會對“XE”毒株的認識十分有限。“XE”毒株是由Omicron的兩種變異毒株的結合體變異而成，具有更強的生命力和傳染性。〔23〕但究竟為何會首次在英國發現該毒株，以及是否能對“XE”的傳播渠道和傳播對象有效掌握，目前都尚未有明確的信息。伴隨著疫苗接種的時間變化，其防疫效果也在降低。在應對新型的變種毒株時，疫苗能否起到有效保護人類健康的作用也未可知。台灣地區自檢測出首例“XE”毒株後，由於對病毒認知的局限性和國際社會相關應對經驗的缺乏，并沒有采取進一步升級管控措施進行有效防疫。而是采用了先前的防疫制度和預警等級，致使4月下旬開始確診病例迅速激增。由於非傳統安全威脅的不斷變化，自身的屬性也在發生著變異，人們缺乏對這類非傳統安全問題的認知和信息掌握不全面，短期內難以發現其中的變化規律和具有的共性，其安全威脅形成了極大的不確定性。〔24〕“XE”毒株的這種始發性導致在應對疫情的方法和途徑上的不確定性，整個台灣地區有面臨防疫崩盤的極大風險。
（二）疫情傳遞的擴散性
擴散性是非傳統安全的另一大突出特徵。正是由於非傳統安全具有擴散性特徵，國際社會才會如此重視非傳統安全帶來的衆多問題。因為擴散性會引發非傳統安全在時空上的爆發、在數量上的擴大化、在影響上的威脅性。相較於一般的非傳統安全問題而言，此輪疫情的擴散性有過之而無不及。
縱觀此次台灣地區新冠疫情的變化發展，在疫情傳遞的擴散性過程中呈現以下形態。一是疫情擴散速度極快、傳染性極強。台灣地區自2022年4月中上旬爆發了新一輪的疫情，下旬疫情開始發生量變，4月28日開始新冠疫情本土確診人數首次破萬，且人數極速增加，此後確診人數一直持續在萬數的高位。5月3日開始島內新增本土病例突破兩萬，此後一直呈現出以萬人為單位的增長趨勢。二是疫情擴散在地域上呈“全島爆炸”的趨勢。從城市分布來看，從1月初至今，全台22個縣市區的現有的本土病例均在1000例以上，超過2/3的縣市本土確診病例均超過5萬例，台灣本島各縣市本土確診病例均超過3萬例。從地域分布來看，台灣本島北部成為此輪疫情的風暴中心。北部台北、新北、桃園三市本土確診病例均超過40萬例，其中新北市截至7月1日已達84萬多例。〔25〕疫情發展也呈現沿海岸綫蔓延的態勢，台灣本島西部沿海縣市普遍要比東部的宜蘭、花蓮、台東等沿海縣市的疫情嚴重。三是此輪疫情對於高齡及未接種疫苗的人群有極大威脅性。台灣地區此輪疫情導致的死亡人數是繼2021年底形成的第二個疫情死亡峰值群。從當前確診病例中的死亡病例來看，疫情致死的病例中主要為60歲以上的老人，且其中從未接種疫苗的死亡比例更高。從4月26日至6月上旬死亡病例呈逐漸上升趨勢。〔26〕從病因上看，儘管大多病例不是直接由疫情所導致的死亡。但也說明一點，此輪疫情中的“XE”毒株會誘發其他基礎疾病，且誘發性強，間接致死率高，對民衆的生命威脅度極高。〔27〕
（三）疫情應對的疲乏性
新冠疫情較之以往的SARS等非傳統安全威脅而言有一個突出的特徵，即持續周期極長，且呈現多輪疫情反復爆發的態勢。這也意味著人類社會將可能長期與新冠疫情形成共存局面。但這種共存不是“躺平”的共存，而是積極預防、應對的共存。由於新冠疫情持續時間長，未來變化的不確定性增大，加上致死率總體不高。長此以往，作為受到威脅的安全主體——人類可能會顯現出應對疫情的懈怠心態。
目前，民進黨當局應對這一輪新的疫情，并未提升其應對級別和實施更加有效的應對舉措。對新一輪疫情的認識上不主動、不全面，從一開始就沒有做好“迎戰”準備。面對新型未知的“XE”毒株，民進黨當局不僅沒有執行更加嚴格的防疫政策，反而效仿新加坡等國，實行開放性的管理措施，但又沒有像新加坡那樣做足超前準備就開放“躺平”。在此輪疫情到來時，也沒有及時提醒和引導民衆加強防疫，讓民衆誤以為和之前疫情影響沒有兩樣，放鬆了戒備心態。就在此輪疫情正值確診高峰期和死亡病例不斷攀升時，台灣地區衛生部門卻將“入境”檢疫時間自5月9日開始從14天縮短為7天，而給出的理由是“XE”毒株的潛伏期短且較為溫和。〔28〕在錯誤的時間向民衆釋放了一個錯誤的訊息，對於疫情的過於樂觀和大意心態也凸顯出台灣當局的力不從心和面對疫情“謹慎免疫”的頽勢。此外，由於防疫成本急劇增加，台灣地區防疫管理部門采取所謂的“低社會成本”防疫模式，即感染者“居家檢疫”（stay-home-quarantine）或“居家隔離”（stay-home-isolation）模式，〔29〕但如何確認民衆是否自覺“居家隔離”，台灣防疫部門則沒有給出任何對策，凸顯出對此輪疫情的不够重視。由於缺乏最基本的居家隔離和救治條件，目前連檢測是否感染的快篩試劑都出現巨大缺口，更不用說其他的醫療物資。一些潛在感染病例成為所謂的“確診黑數”，無法及時得到救治，反而使疫情擴散加劇。這一系列的壓力和操作，衹能說明民進黨當局對於疫情應對出現了“疲乏”心態，對疫情的威脅產生了“自動免疫”的幻覺，也導致民衆降低了對疫情的戒備心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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