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港人應該有“整體香港”的觀念，對香港的長遠利益應該有“大我小我”的意識。香港人雖然對外界經常很驕傲地自稱“我是香港人”，但是作為一個為香港的經濟成就和文明程度而驕傲的香港人，享有的不應該僅僅是權利，還應該有為香港的利益作出奉獻甚至某種犧牲的義務。那麼，如果捫心自問的話，有多大比例的香港人願意為香港的整體利益犧牲“小我”呢？香港政府應該讓民眾特別是那些在事關香港整體發展利益方面可能受到某種程度的損害的極少數民眾，在根據香港法律環境給予合理的經濟補償的同時，能夠理解“整體香港”的觀念，避免因為一個小群體的固執而影響多數人的利益。而某些特定的團體，也不要一抓到某個可以“揚名立萬”的議題就失去理性，僅僅為了本團體甚至個人的名聲顯揚就刻意鼓動民眾與政府對抗。這種心態與行為，絕對不是愛香港，而是害香港。因為香港是全體香港人的香港，不能因為少數人的固執甚至無理要求就損傷“整體香港”的利益，政府對此責無旁貸，必須堅持維護多數港人的利益。
第五，香港應該承認自己在某些方面的落後，需要儘快跟上國家發展的步伐。香港曾經在很多方面都是中國內地學習的榜樣，但是隨著內地的改革開放與經濟發展，綜合實力迅速提高，香港在一些方面已經明顯落後。且不要說科技實力、經濟實力這些顯而易見的指標，就是鐵路交通、港口建設等方面，香港也已經由當初的領先變為相形見絀。很多年前，不少學者在參加《中國評論》月刊的思想者論壇進行討論時，就不僅強調香港應該更開放，強調香港必須跟上內地發展的步伐搭上內地經濟發展的快速列車，更直接指出香港的跨境交通設施之落後已經到了足以制約香港經濟發展的地步。當前，中國內地“四縱四橫”高速鐵路網正在加速興建，必將對中國的經濟發展和綜合實力的增強產生重大影響。屆時，如果香港的跨境基建不能實現與內地的無縫連接，鐵路終端必定不會等待香港的腳步，必定會儘快尋求獲得投資效益的落腳點。而這個落腳點一旦成型，事後香港想要擠佔那個落腳點的位置，必定會付出高昂的代價。對此，香港政府必須有所堅持，對整體香港的利益有所擔當、敢於擔當。
不久前，《中國評論》月刊曾經專訪了香港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鄭汝樺，她表示，香港“希望通過這種大型跨境基建的建設，使得珠江三角洲的五千萬人口，未來能夠多考慮一些利用香港的機場、港口，甚至更多地享用香港提供的服務。”“目標是要在泛珠三角創造出‘一小時生活圈’、‘三小時生活圈’，將來從香港搭乘高鉄到中國內地的旅客，不會覺得有甚麼不方便的跨境障礙，即使到北京上海，我們也希望實現無縫連接。”“香港與內地在經濟、社會、文化等多方面融合，交通運輸包括航空運輸，未來是一個全新的競爭局面。”而且，香港“社會上對於加快基建有很大的訴求，所以我們都是盡量爭取時間。不僅有長遠的經濟利益，也有在近期製作就業機會的好處”。與內地政府“大家都是通力合作，希望各項目能夠儘快上馬。”
在這裡大量引述鄭汝樺局長的話，就是想要說明，其實香港政府官員並非缺乏清醒認識，但是在執行決策的效率上的確令人擔憂。體制的制約當然是其中的重要因素，但是主觀的努力尚且不足也不可否認。 “問責制”在香港政府的一些部門似乎已經“異化”成為“卸責制”，只要“其責不在我”就萬事大吉。因此，如何投入更大的主觀努力，敢於為香港的利益堅持主流方向，是香港特區政府各級問責官員包括各級公務員必須經常自省的。
在香港這樣一個多元社會，想要人人滿意是不可能的，必須有所取捨，香港特區政府的各級官員必須有勇氣面對取捨所帶來的壓力。正如不久前行政會議召集人梁振英接受《中國評論》月刊的專訪時所言：“為政之道，要敢於擔當”。這種擔當，不僅僅是對自己做過的事和日常必須做事負責，還要對那些暫時可能受到一定的批評但是對香港長遠發展有利的事，能夠承受壓力。筆者認為，香港特區政府及其相關官員對大型跨徑基建應鼓起足夠的勇氣，迅速行動，不必求全，更不可因為極少數人的反對聲音，就忽視大多數港人對於加快跨境基建發展的急切訴求，以免錯失香港搭乘“內地經濟高速發展列車”的良機。這樣做，纔是為香港的未來有所擔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