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高樓價，必然帶來經營成本的高漲。祗要是在香港落地的企業，無論生產還是銷售、服務，每一個環節都必須為所佔場地空間付出高昂的代價。繼續發展下去，必然會使香港產品、香港服務的價格競爭力下降。舉例而言，將很可能讓“購物天堂”從名不副實到光環盡褪。以前內地遊客來港購物雖然費時費力，但所購同類物品的差價足以抵消交通、酒店的花費，動力不小。但是現在，不少內地客人來港購物，已經反映差別縮小，且住宿、飲食昂貴。如果來香港買東西費時費力卻不省錢，還能吸引購物者嗎？如果到了費時費力又費錢的地步，即便是有購物欲望，誰還願意來香港呢？
超高樓價，會遏制香港的創造性包括內生的經濟動力。經濟發展需要創意，而實現創意的大敵就是束縛。可以說，現實生活中的超高樓價已經變成一種難以掙脫的束縛，扼殺了大量原本可能具有創造能力的靈性，使不少才智之士不得不首先考慮“房奴”的束縛而“安於現狀”；即使他們之中有些靈智的閃光、雄心的萌動，也很容易為超高樓價所淹沒。香港近年倡導發展創意產業，希望發展“食腦”的高增值、高科技產業，“房奴現象”必定會為這個路徑設置障礙，對這種推動產生阻力。
超高樓價，為培植社會怨氣提供了溫床。之前香港一位受過良好教育的女醫生的言論激起社會的廣泛共鳴，因為當那些收入必然屬於中產偏上的專業人士都會為購買一套像樣的房屋而苦惱的時候，對升斗小民而言，購買一套滿意的房屋，必然成為一種遙不可及的奢望。當很多人表示他們能支付的樓款在200萬左右的時候，他們心目中的樓房價格，已經是超過500萬。而當中產階層都為購房而產生不小的怨氣的時候，佔社會很大比重的普通人群包括那些剛剛從學校踏入社會的年輕人，在面對自己不知道何時才能擁有的居所時所積聚的怨氣，絕對是不容小覷的。社會產生的很多爭拗都與民生問題有關，年來一群“八零後”的言行舉止對香港社會造成的衝擊，雖然誘因不同，但是年輕人對自己“上無片瓦、下無立錐之地”的焦慮，必然也是其中的因素。
超高樓價，在人口缺乏流動性的香港像空中樓閣，給人以不安全之感。香港作為一個特別行政區，既不像北京、上海，也不像紐約、倫敦，外來人口在香港的購房、定居受到很大限制，尤其對相鄰的內地人群體更是如此。住不起紐約的可以住新澤西，住不起北京的可以住河北，住不起上海的可以住江蘇，而積聚了相當財富和具備了較高競爭能力的群體反過來也可以比較自由地進入大都市擠佔相應的生存空間。但是就目前的香港來說，由於設置了很高的准入門檻，內地具備了較高競爭能力的群體難以進入；而大量在香港已經明顯缺乏競爭力的人群，又無法順理成章地疏散、分流到競爭力和生活成本較低的地方，就給這個相對封閉的城市經濟體造成了難以自解的尷尬。問題在於，競爭力不強的社會群體在香港人口構成中所佔比例不小，但是這個群體明顯並不具備支撐香港超高樓價的能力。當樓價與大批當地人的支撐能力差距越來越大的時候，如何穩健地將“空中樓閣”拉近相對安全的地面，或者為“空中樓閣”營造相應的支點，就是香港政府必須考慮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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