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心而論，香港社會的福利水平並不算低。當庫房充盈的時候，市民想獲得更多的實惠也是人之常情，無可厚非。問題在於，一些輿論特別是某些投機政客將“殺府濟貧”當作了為自己爭取支持、換取選票的重要工具，刻意誇大部分民意批評特區政府，把自己塑造成“民意代表”；但這只不過是慷政府之慨，且實質上還是慷香港納稅人之慨，他們並沒有真正給需要社會幫助的人自掏腰包。香港特區特殊的政治安排，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決定了政客乃至某些政團並不具備“執政”的可能。也正因為如此，很多政客以及政團，為了爭取選票很喜歡在要求政府提高福利方面“獅子大開口”，而根本不必考慮為承兌負責。我們可以看到，有些政客在預賽案出台之前，就一個比一個“慷慨”地要求政府“大灑金錢”。
其實冷靜而觀，有些政客的立意本身就有問題。因為香港並非過了今天就沒有明天，絕大多數港人追求的是長遠的穩定繁榮，而福利是一個幾乎沒有回頭路的社會難題。如果沒有特殊的社會動蕩，人民對於福利的追求必然是水漲船高，甚至是永無止境。高福利對社會經濟發展所帶來的負面影響，相關的研究成果已經不少；北歐一些國家在經濟發展方面呈現的疲態，與高福利有著非常密切的關係。更何況，香港的教育水準、人力資源和自然資源等支持經濟發展的要素，一般都不及北歐國家；當北歐國家都在痛切反思高福利帶來的競爭力下降問題的時候，以香港所擁有的條件，除非已經建構成了擁有獨特競爭力的龐大產業、並具有相當長期的可持續能力，否則不宜快速實行太高的福利。就目前香港經濟的狀況來看，由於原有的經濟支柱不斷弱化，新興的項目似乎還沒有能夠稱得上經濟支柱的規模性產業，快速推高福利，對香港經濟來說無疑是飲鴆止渴。當年中英聯合聯絡小組中方代表陳佐洱曾經對港英政府在回歸前操弄福利議題深表不滿，發出“車毀人亡”的警告。雖然他的言論在當時遭到了很多人的攻擊，但是如今回顧，確實是“逆耳忠言”。中方當時就是從長遠著眼，不願看到香港回歸之後被高福利捆住手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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