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美國政治中相對有效的制衡體制有時無法避免地選出一些損害美國和國際社會的總統，並在一定時期內無法受到有效制約。比如意識形態相對偏執的小布什，再往前追溯的約翰遜、杜魯門，冷戰以來三次傷害美國與世界的局部熱戰——伊拉克戰爭、越南戰爭、朝鮮戰爭，恰恰是三者一手製造或嚴重擴大化的，糾正他們錯誤的不是他們本人，而是後來者總統。這說明，美國的混合政治制度設計同樣存在一些缺陷，總統權力巨大、利益集團以及媒體偏頗等因素常常導致這些缺陷不時發揮很大的負面影響。
總統並非單獨地制定對外政策，政府內部和整個社會中許多其他人員和機構都捲入其中，比如總統顧問、行政機構的高級官員、對外政策機構、國會、法院和州與地方政府、公眾、政黨、利益集團與各種社會運動、新聞媒介以及駐外機構人員等等方面。各個有關部門努力對總統施加部門影響，影響總統的政策，從而使他們所主管的部門得以發展並具有更大的重要性。因此，美國對外政策的決策過程實際上是一個以總統為中心協調各方意見的過程，諸多機構既是總統權力的源泉，同時又制約著總統的權力。
部門利益、國會、利益集團、公眾與國際環境
部門因素有時削弱了美國對外決策進程中平衡政策目標的能力。比如布什政府時期，國務院熱衷於在中亞各國推進人權狀况和民主議題，而國防部却更多關注確保軍事基地和實現軍事合作的成果。部門目標與利益的不一致有時使得美國政府傳遞出的信息模糊不清，使原本複雜的安全與民主的關係顯得更為複雜。白宮外交班底中歷來有鷹派和鴿派之分，有時鷹派占上風，反之亦然。而也正是這種不同力量的制約與牽制，美國外交政策才得以保持著相對連續性和穩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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