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2000年巴以兩次重要談判即將成功的當口，正是穆巴拉克對阿拉法特提出了警告，表示阿拉法特無權單獨代表阿拉伯方面簽字，這成為阿拉法特因有所忌憚而最終放棄簽字的重要因素。沙特等國當時也通過言辭表達了類似影響。當時美國總統克林頓撮合阿拉法特和巴拉克在美國戴維營兩次進行重要會談，以色列當時準備做出的讓步迄今看來也是空前和有力的。另外，哈馬斯與法塔赫的關係多年來也深受前埃及當局牽制。
以色列對局勢新發展甚為不滿和不安。強硬的右翼總理內塔尼亞胡日前對巴勒斯坦兩大派別和解提出警告，同時也是對埃及新當局的不滿。以色列此前已經多次就穆巴拉克的命運向美國發出不滿，認為美國贊同穆巴拉克下台不利於巴以和談和以色列的安全，美國對待昔日阿拉伯盟友的政策，以及似乎不惜代價推進民主人權的政策都讓以色列感到不安。正是在這些方面美國與以色列產生了分歧。由於哈馬斯並未放棄不承認以色列的立場，內塔尼亞胡敦促法塔赫取消與哈馬斯和解，稱兩派組建聯合政府的決定嚴重干擾了巴以和平進程。
除了埃及軍政當局極力撮合此次和解之外，其他阿拉伯大國暫時無暇顧及巴勒斯坦問題，也為兩派實現和解提供了相對順利有利的外部環境。儘管未來埃及正式選舉後的政府政策仍需觀察，但目前埃及軍政當局嘗試對以往外交政策進行適度修正的舉動無疑帶有明智和積極意義，尤其對推動巴勒斯坦問題的解決進程是有利的。
客觀而言，如果美國和以色列能夠積極呼應埃及外交的新變化和巴勒斯坦問題的新進展，推動有關方面做通哈馬斯的工作、促使其放棄有關立場，各方一致客觀公正推動巴勒斯坦問題解決，這不僅有利於美國在中東更好地維持其利益、處理與阿拉伯盟友關係，減弱中東民眾的反美情緒，對以色列與巴勒斯坦實現長期和平相處以及長治久安也是有利的。當然，這需要有關方面出現堅毅果決和具有遠見卓識的政治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