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7月31日電／賈慶林在兩岸經貿文化論壇上有關“一個中國框架的核心是大陸和台灣同屬一個國家，兩岸關係不是國與國的關係”的談話內容，在台灣地區引發熱議，更引發綠營的反彈。除了是台聯黨主席黃昆輝指責當馬英九對“兩岸一國”不吭一聲，予以默認，等於是要把“中華民國”納入中華人民共和國，因而揚言要控告馬英九“叛國”之外，昨日民進黨中央政策會執行長吳釗燮也舉行記者會聲稱，“兩岸同屬一國”比“兩岸同屬一中”更倒退，國民黨連“一中各表”的空間都沒了，及“兩岸非國與國關係”是很嚴重的事，民進黨除嚴正關切外，也批評國民黨政府無法捍衛台灣。
新華澳報今天刊登富權的文章說，由此可見，民進黨仍然堅持陳水扁的“一邊一國論”，及作為民進黨“黨綱”一部分的《台灣前途決議文》、《正常國家決議文》等的論調。這與民進黨雖然恢復了“中國事務部”，但卻拒絕接受部份黨員採用“兩岸事務”稱謂的建議，仍然將之命名為“中國事務”，而黨主席蘇貞昌還認為“中國”是“很中間”、“國際間就是如此稱呼”的做法，是互為呼應的。因此，蘇貞昌和民進黨人所寄望的以縮短“最後一條路”為標誌的“轉型”，根本就無望。既然如此，在到二零一六年，馬英九即使再“無能”，國民黨內即使是再出現幾個林益世，民進黨也難以實現“再次政黨輪替”的美夢。
有點奇怪的是，在民進黨昨日的記者會中，出面回應賈慶林談話的，並非是蘇貞昌主席的嫡系親信、作為被授權全權代表民進黨宣示黨的政策立場的中央黨部言人王閔生，而是政策會執行長吳釗燮。這就不免令人揣測一番，這其中有甚麼奧妙？
其實，王閔生昨日有發表談話，不過內容是屬於“台灣內部事務”的旺中購併中嘉案說明民進黨的立場。而將屬於被民進黨視為“國與國關係”的兩岸關係事務議題，交由吳釗燮發言。
由政策會執行長來闡述黨的兩岸事務政策主張，這在民進黨來說，是頗為罕見的。實際上，按照《民主進步黨中央黨部組織規程》規定，政策會的職能是：一、與其他政黨之溝通、協商工作；二、各級議會黨團政策之協調及聯繫；三、政策之研究、規劃及評估；四、與政策推動有關之相關事宜。因此，兩岸事務並不屬於他的職責範圍之內，除了是其中的“政策之研究、規劃及評估”有些牽強之外。有關兩岸事務的推動、聯繫和協調，有關大陸事務信息的蒐集與分析等工作，應是由“中國事務部”來負責執行。可能是“中國事務部”尚未正式設立及開展工作，就先由吳釗燮暫時來“越俎代庖”。
這就證實了前段時間的一些傳聞，即蘇貞昌在出任黨主席之後，在恢復設立“中國事務部”之前，民進黨中央黨部內有關兩岸事務的研究工作，包括對恢復設立“中國事務部”的策劃幕僚等工作，都是由政策會執行長吳釗燮和國際事務部主任劉世忠在處理。其中，吳釗燮曾經出任“陸委會主委”，蘇貞昌這樣的安排，是順理成章。而劉世忠過去就曾任民進黨國際事務部的副主任，陳水扁上台後，曾進入“總統府”為陳水扁充任“外交”決策的近身智囊，後來還出任“外交部”研究設計委員會副主委，其專長實國際事務而不是兩岸事務。雖然他在《歷史的糾結－－台美關係的戰略合作與分歧（二零零零－－二零零八）》一書中，對陳水扁提出“一邊一國論”、“終統”、“入聯公投”等頗多批評，但主要是不滿陳水扁這一系列言行衝擊台美關係，而非是對兩岸關係的危害。由此看來，蘇貞昌這樣的人事安排，折射出他的兩岸關係觀，仍是“國與國關係”。
實際上，按照民進黨歷來的傳統，政策執行長最重要的職能，是作為民進黨的“大黨鞭”，負責民進黨中央與民進黨“立法院”黨團的聯繫、溝通，尤其是在協調法案方面。因此，政策會執行長多是由民進黨藉“立委”，並有黨團運作經驗者出任。而吳釗燮並不是“立委”，更沒有“立法院”黨團運作經驗，這本身就是一個職務錯置。因而有人說，蘇貞昌作出這樣的安排，一來是避防也曾出任過“陸委會主委”的蔡英文，壟斷黨的兩岸事務研究人力資源，從而對自己形成“另一個黨中央”的威脅，因而必須把尚未被蔡英文延攬的人才掌控在己之手；二來是為民進黨中央黨部恢復設立“中國事務部”作好準備。因此，不排除吳釗燮將會該任“中國事務部”主任，及在“中國事務委員會”成立後，出任其執行長，而政策會執行長則改由黨團成員出任。而按民進黨內不成文規矩，中央黨部一級部門的主管，相當於黨在執政時“內閣”部長級的位階。
這前一種說法，有其道理。實際上，在“總統”大選過程中，蔡英文“勝利在望”之時，吳釗燮就與羅致政、劉世忠一起，撰寫並出版了《台灣民主鞏固－－政權輪替的“國家安全”挑戰》一書，為蔡英文當選後如何因應“國家安全”的挑戰提供學術智囊建議。該書的第一作者羅致政，是蔡英文參選新北市長及“總統”時的發言人，今年五月當選民進黨新北市黨部主委，與台北市黨部主委莊瑞雄一起，成為蔡英文實施“地方包圍中央”戰略的主將及前鋒。羅致政因為是“直轄市”黨部主委，必須專職工作，而不能到中央黨部任職，就將該書的第二作者吳釗燮和第三作者劉世忠，都綑綁在中央黨部，大有不讓蔡英文“如虎添翼”之意。
倘吳釗燮確是如黨內所傳，將會改任“中國事務部”主委，及“中國事務委員會”執行長，而他在回應賈慶林時又堅持“一邊一國論”，就必將會妨礙民進黨為縮短“最後一裡路”而進行的“轉型”。倘是如此，即使蘇貞昌在二零一四年五月的民進黨主席換屆改選中，能夠挫敗蔡英文的挑戰；也即使在二零一四年底的“七合一”選舉中，民進黨獲得勝選至少是平盤，蘇貞昌無需為敗選而引咎辭職；更即使是在二零一五年的民進黨“總統”初選中，蘇貞昌能夠打敗意圖捲土重來的蔡英文；但在二零一六年初的“總統”選舉中，由於在吳釗燮堅持“一邊一國論”的影響之下，仍無法縮短“最後一裡路”。
不過，據說借調吳釗燮在民進黨中央黨部服務，向政大請假只是兩年。也就是說，到二零一四年七月，他就必須返校復教。由於政大是“國立”大學，教授具有公務員身份，也由於現在台灣地區是由國民黨執政；這個“借調兩年”是必須嚴格執行，不可靈活處理的。因此，吳釗燮即使能夠影響蘇貞昌，也只是蘇員昌的這個黨主席任期而已，而未能及於其下一個主席的兩年任期。
吳釗燮昨日所說的台灣是“主權獨立國家”，依照“憲法”，名字叫“中華民國”，任何現狀的改變要經過二千三百萬人民的同意，經過民主程序才能加以更動，這個立場已經變成台灣多數人的立場，已經成為“台灣共識”，其實就是《台灣前途決議文》的主要內容。因而只能說是民進黨的主張，而不是全體台灣民眾的共識。如果蘇貞昌所首創的“台灣共識”是出自於此的話，“最後一條路”不但沒有縮短，相反還是拉大了距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