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使“重北輕南”感受的結構因素，遠因來自於清末日據時代台北逐漸成為台灣政經中心。政府撤退來台後，延續日據時期的治台政策，政府的建設資源仍以台北市為起點，經濟建設由北至南，文化發展都以北部優先。政府早年資源集中於北部的原因，除主要的中央政府機構、公立大學設立於北部，北部的交通或城市建設也比南部完整，多數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建設也都先環繞首都為中心，然後再逐步向未發展建設，此乃常態。台北市及其鄰近縣市是政經文化重心，連帶創造了許多產業，增加就業人口，而就業人口的薪資所得又帶動消費，此種投資、就業與消費的良性循環，讓台灣的發展往北傾斜。
除台北政治中心效應，1980年代以來台灣產業結構轉型，導致勞力遷徙模式南北分流轉為向北部單向集中，及其引發的各種失衡效應。新竹科學園區的設立更是讓教育與研發資源及才往北部傾斜，對就學及就業人口產生強大拉力，雖後有台南科學園區等亡羊補牢之政策，但其所發揮的人才、產業群聚效應，仍不及北部的新竹科學園區。新竹縣市因為新竹科學園區發展成功，加上清華、交大兩所大學，形成高科技產業群聚，居民所得高。表1所示，每戶可支配所得最低的五縣市，產業結構多以農漁、加工製造業為主，這些產業薪資所得本來就偏低，在大量開放農漁進口品與傳統工業外移後，經濟活動更加衰退。2010年政府通過《產業創新條例》，取代《促進產業條例》，但是南台灣產業都是傳統產業，產業創新條例的政策性補助無法嘉惠南台灣。若要平衡南北發展的差距，首先政府策略性投資宜以創造產業南移為首要，進而能創造南台灣的就業會，由就業帶動消費，方能有效改善南北之差距。
台灣南部工商業較不發達，就業較不容易，就業低落自然影響經濟收入，南台灣的農業生產仍佔很重要的比例，農業生產報酬率低，經濟收入就低，從Inglehart的研究可以解釋，較為低落經濟發展區域，都屬“物質主義”的政治文化，其政治態度都以“經濟安全”為重，由此，南台灣民眾對兩岸政治與經濟不會持開放與友善的態度是可以理解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