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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飛龍現場接受香港大學法律系教授陳弘毅提問。（中評社 蘭忠偉攝） |
中評社香港9月22日電（記者 蘭忠偉）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法學院副教授、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田飛龍昨日以“憲制再平衡：香港的民主與法治”為題，在香港大學鄭裕彤教學樓舉辦講座。田飛龍在講座中對香港憲制、一國兩制的國家理性、佔中分水嶺與本土制憲衝動、依法治港與人大釋法、法治鞏固與民主再出發五個方面進行了系統的闡述。
田飛龍表示，香港基本法是“一國兩制”的“道成肉身”，“一國”在基本法之內而不是之外。“一國兩制”背後的國家理論是不清晰和不完備的，是立法者基於改革憲法思維的一種特別國家理性基礎上的憲制決斷，具有制度實驗性質。
田飛龍亦認為香港存在對憲制誤解的“天賦論”。他指出，第一，殖民國際性是香港現代性的核心構成，香港的資本主義來自英國殖民過程，香港與英國全球化體系的聯繫是天然而正當的。
第二，保育本土性是香港獨立自主形成自身文化與生活方式的根據，這種本土性在回歸前部分針對港英殖民統治但大體融洽合一，但與政治中國的觀念溝通及認同一直未能有效建立。
第三，在法治認知上抬高《中英聯合聲明》與《香港人權法案條例》的憲制地位，高度依賴普通法傳統及外籍法官，相對弱化基本法的國家法屬性及至上性，或者有意將基本法渲染為“香港小憲法”而與中國憲法模糊隔離。
第四，對內地政治體制和國家發展持負面評價，以西方民主“優等生”的自覺意識推動香港自身乃至於大陸的民主化，是“俯視神州”而不是“北望神州”，這種精神狀態嚴重妨礙了香港與國家的互動融合，進一步造成了香港人的精神虛妄和世界觀的落後；
第五，將香港民主運動理解及建構為西方之“民主全球化”的一部分，將本土政治對抗與國際干預依賴相互糅合，長期遵循“向外借力”而不是“面向國家”的政改路線。
田飛龍強調，“一國兩制”在香港有著某種奇特的“天賦論”色彩，所謂“借來的時光”被錯置為“天賦的時光”，從而使港人對港英時代及香港本土性有著某種近乎崇拜性的想象和美化，這是香港本土主義的深刻歷史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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