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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僑報》總編輯劉曉東（中評社記者 宋楷文攝） |
劉曉東說：美國學者 Waltz 寫過一本著名的書《Man the State and War》，個人，國家和戰爭。他在里面採用了三個層次的分析方式，從個人數字和國家關係及國際體系三個角度分析國際問題。我也用這個方式來分析這次“習馬會”。首先我們從馬英九和習近平的個人的角度去分析這個“習馬會”的話，我們是先從馬英九的角度分析，我們可以說這次馬英九的達成這次“習馬會”改變了我們眾多人對馬英九的過去的一些評價，包括我們自己的評價。我們對馬英九這7年來的，對兩岸關係的推動，基本上是持肯定態度的。馬英九這次是本著對民族大義的堅守和對祖國統一的願望，來到新加坡的。這個我們要高度的肯定。不能用選舉或者說黨派的利益來看待這個問題。第二，習近平先生，更沒的說，我們講這是一種習氏風格，這種風格及靈活又務實。用土話說就是“不按常理出牌”，這“不按常理出牌”恰恰堅守了大原則。 “解決大難題需要大智慧，解決大難題同樣堅守大原則”這是習近平執政風格的一大表現。
劉曉東說：從State（國家）這個角度去分析。在握手那一刻起，由於最高領導人的握手，事實上已經形成了成為解決兩岸關係的一個思路，至少是一個階段性的思路。常規的思路，大陸是希望最終走向一國兩制的模式。但從一個比較合理的角度的話，可能是中間有幾個過程。 “習馬會”告訴我們在兩岸關係選項是很多的。
劉曉東說：第三個是system level的分析，就是系統的分析。國際關係上的系統決定論，認為任何一個國與國的，或者集團與集團之間的move動態都是由一個系統的變化做造成的。從這個角度分析“習馬會”完全是國際格局的變化促成的。外界的壓力非常清楚，就是由於中美博弈而形成的就是美國以TPP作為經濟的壓力圈以及美日同盟作為軍事和政治的核心。構成對中國的壓力。而中國為了破解這個壓力，破解這個圈。尋求突破，突破到從英國從西方打開缺口。中國並不是要回到壟斷時代，我一直認為，假如中國是以回到以中俄聯盟來對抗美日聯盟的話，將是歷史的倒退，將會給中華民族帶來巨大的悲劇。所以我是個人一直反對這種戰略的選擇的。而現在我們看來習先生選擇了一個組合棋。在維繫中俄關係的前提下，從英國打開一個缺口，和美國和日本維持良好的關係。中日關係有可能出現突破。這樣的話，在這種系統變化的情況下。就促成了兩岸關係出現的變動。這就是系統決定論的框架。我個人認為系統分析在分析兩岸關係上面有用處。但是最重要的還是從國家和民族的大的角度去分析。
洛杉磯時事評論員、（美國）中國和統聯盟輪值主席劉青說：“習馬會”的現實意義和歷史意義我們現在確實還是無法估量的，要看兩岸發展的結果。今天兩岸的經貿每年一千八百億美元，來往人員五百萬以上。今天不論什麼人站在什麼立場上，阻撓兩岸的政治發展都阻撓不了。今天“習馬會”這是一個重點，雖然兩岸還沒有進入正式議題的政治協商談判，但是政治的春天已經來了。民進黨一再強調。所謂的維持現狀，可是沒講什麼現狀。台灣的地位，兩岸同屬一個中國，這個現狀不可改變。那麼兩岸的關係實際上是不可能一成不變的。不可能原地踏步的。今天兩岸關係走向一個嶄新的階段，我們把習馬會定位為兩岸關係的新現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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