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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長福教授 （中評社 單寧攝） |
而這並不是說中國共產黨在經歷了文革等重大挫折後又捧起了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從中反省出了治國的感悟。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是在過去一系列彎路的基礎上探索出的一條中國特色之路，與三民主義的不謀而合，應該是說孫中山在思想這個層面揭示出了一定的真理，而最終共產黨人也找到了這個真理。
那麼基於長久以來在革命、民族及民生諸方面的共識，現實中改革開放浪潮中淘得的發展真理，辛亥百年的今天是不是也應該至少在學術上不再回避民權的話題。政治上有諸多現實的考量可以理解，但是畢竟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各個環節從來沒有在權力的歸屬方面有過異議，本來就是人民當家作主的國家，那麼在民族和民生均獲得空前成就的新中國，還有什麼理由在學朮上拒談民權呢？
中國人應當具有當年推翻三座大山的氣魄，春風化雨般有序、可控地將改革開放繼續下去，一個如此有“能”的政府不應該在任何有爭議的領域退縮。在學朮上，更應該意識到三民主義民權思想的深刻價值，思考如何借鑑那場過了一百年依舊被人銘記的革命。
今天來紀念辛亥百年，殊途同歸或是一種思路，既是感念孫中山領導下的國共第一次合作，兩黨走到了一起；也是思考中華人民共和國六十年風雨與辛亥革命一百年滄桑，是對真理怎樣的一種不懈追求。民權主義或也是一種思路，依然回蕩在空中武昌的炮響啟發今人去尋求怎樣的一種眼光和勇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