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互不干涉”政策的存在，中國的投資往往是在不設政治條件的情形下進入到投資目的地。這一項政策廣泛地指導了中國在發展中國家的外交政策議程，並且受到了非洲國家領導人們的歡迎。但是在2012年初，南蘇丹與蘇丹因為石油收入與邊界爭端再次陷入了緊張之中，這對中國的“互不干涉”政策則形成了深刻的挑戰。
蘇丹與南蘇丹產出的大多數石油都流向了中國，中國的這些巨量投資最終也導致了不干涉政策的轉向。通過派出一個特命代表來斡旋蘇丹與南蘇丹的緊張關係，中國執行了自己的第一次穿梭外交。中國的經濟需求最終迫使其對它國的國內政治進行了干預。
雖然有人可能會把此舉視為中國一直以來踐行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變動，但是要說此舉有如此實質的內容，這也未免太樂觀。只有當有急切的需要，例如戰略資源的獲取受到威脅或者國內政治受到干擾時，北京才會釋放出強大的力量，涉足它國的國內事務。
縱使北京出於實用主義而進行的介入可能會因其對管治善惡的漠視而引起一些不安，以及可能會威脅到西方精心安排的民主計劃，但是其還是有可取之處的。確實，中國並不會對蘇丹的戰後政府轉型太過在意，但這其實應該是西方的責任。與其將中國理解為一個破壞西方計劃的威脅，倒不如把中國視為蘇丹的一個務實的夥伴。中國為了捍衛自己在蘇丹的商業利益，其必須盡量避免狹隘行事，即便這意味著默默地向一國施壓，令其遵守國際準則。
中國經濟模式輸出的優勢在於其服務於雙方的利益，並能夠無私地將雙方捏合在一起。然而中國所遇到的困境則在於，其互不干涉的外交政策將繼續受到挑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