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台北1月22日電／淡江大學美洲研究所教授陳一新今天在中國時報發表文章說，正如多位歷史學家向奧巴馬總統所建議的，他在第二任期除尋求歷史定位外，已別無所求。問題是，與其他美國總統不同的是，他不能在內政（國內經濟）與外交選擇其一，而必須兩者兼顧。從這個角度看，他可能應以小羅斯福總統為師，而非林肯總統。
首先，奧巴馬所面對的國內外環境與許多其他美國總統不同，財政懸崖、國債上限、聯邦與貿易雙項赤字、失業率居高不下、一個不太合作的國會、伊朗與朝鮮核武發展已接近成功臨界點、敘利亞內戰、恐怖主義方興未艾、美中關係不穩、中南美反美情緒高漲、全球金融海嘯仍然盤旋不去、歐債危機仍未解除，可說內外交困，僅小羅斯福面對的全球經濟大蕭條及世界大戰迫在眉睫，差可比擬。
其次，儘管獲得歷史留名的捷徑常靠外交政策上的表現，但奧巴馬若未能解決國內經濟的問題，作為外交政策的後盾，則外交上的突破也會受限。更何況，國內經濟一旦持續惡化失控，他可能立刻就成為跛鴨總統，而沒有民意支持的總統也不可能有效推動外交。
第三，只有恢復國力，美國才有可能在國際上重振雄風，領導群倫，確保自己的國家利益。在短短四年的第二任期中，奧巴馬或許在讓美國恢復國力上力有未逮，但至少要為下一任美國總統打下恢復國力的堅實基礎。由此觀之，奧巴馬在第二任期的政策應是既要兼顧歷史留名與美國國家利益，也要兼顧內政與外交。
在內政方面，他必須降低自己的身段，尋求與國會妥協，在財政懸崖、國債上限、雙項赤字、失業率、稅務與金融改革逐一突破。在外交上，首先奧巴馬必須與他的國安團隊研擬一系列具有一致性的外交政策。他第一任再平衡亞洲的戰略或許應該“再平衡”一番，才更能符合美國與其他亞太國家的利益。然而，不論再平衡怎麼調整，只要中國認為亞太地區對其未來發展不可或缺，美國視自己為太平洋國家，亞洲為其重大利益之所繫，雙方就有結構性的戰略矛盾。
在第二任期中，奧巴馬的中國政策仍將是美國全球外交政策的重中之重。美中兩國各有戰略考量，各有堅持，也各有長處與弱點。美國國安團體隊的人事變遷，對已成為既定政策的再平衡亞洲戰略影響不大。然而，這不表示美中兩國不能擺脫衝突、和解、對峙、再和解的窠臼。
奧巴馬第二任期的當務之急是在再平衡亞洲戰略的架構之下調整中國政策。作為一位政策執行者，國務卿凱瑞的身段預計將會較前國務卿希拉里來得柔軟，言語也會較為含蓄，而有助於美中關係的推展。凱瑞是否勝任愉快，將取決於他和白宮的關係。
在調整中國政策之前，奧巴馬有必要恢復美中之間的互信。後冷戰時期的歷屆美國政府想與中國建立堅強、多面向、廣泛關係的熱烈程度，應不下於中國想與美國建立全面關係所做的努力。雙方在磨合中建立互信，但卻常以互疑收場，主要就是雙方在處理他們的關係時，往往沒有顧及對方的感受。
第二任的奧巴馬政府可能會在以色列壓力之下對伊朗核設施出手，但此舉不僅讓伊朗有機會發動聖戰，也讓美國為首的西方長期陷入與伊斯蘭世界的對立。如果敘利亞政府繼續殘民以逞或使用化武對付百姓，美國也可能採用利比亞模式，由其他國家率先用兵，美國跟進。由於朝鮮“政權轉移”所帶來的負面影響深遠；因此，華府應會尋求與北京共同合作制約平壤。
最後，美國對台軍售一向是美中之間摩擦的根源之一。自二○○八年馬英九執政以來，北京開始採取“只抨擊華府，不批評台北”的做法。問題是，此舉既無助於中美關係的改善，也讓台灣不滿，兩岸互信受損，政治對話遲遲難以展開。未來中美與兩岸關係能否突破，相當部分或許取決於北京在美國對台軍售議題上的重新調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