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7月6日電／7月4日傍晚，埃及軍方兌現48小時前的最後通牒，宣布罷免穆爾西總統職務等一係列接管國家政權措施。各路反對派歡天喜地，穆爾西及支持者憤怒沮喪，世界輿論一片嘩然。短短兩年半，埃及發生第二次政變，從結束街頭嚴重對峙和恢復社會秩序的角度看，軍方奪權也許無奈，但呈現給世界的，卻是埃及在四分五裂和多重絞殺中的痛苦和艱難的轉型。
2011年2月穆巴拉克被迫向軍方交出權力，埃及進入群雄割據的“後穆巴拉克”時代，各種政治力量利用亂局激烈角逐，試圖利用人心思變的大勢，謀求自身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發言權，埃及局勢呈現比“倒穆”階段更為馬賽克化的亂象。崇尚西方政治制度的自由派，追求政教分離的世俗派，脫胎于泛阿拉伯運動的左派，希望以教治國的激進派，迷失于衝動與理想的學生青年派，掌握實權的軍方，以及具有近百年歷史和強大社會基礎的穆斯林兄弟會，一並構成“雙頭多翼”的全新力量格局，也加劇了埃及政治板塊的分崩離析。
埃及的轉型進程似乎比突尼斯、利比亞和也門更加復雜、艱難、漫長和充滿懸念。軍方在內外壓力下向民選政府移交大部分實權，真正意義上的民主、自由和透明選舉推出新議會和新總統，飽受爭議的憲法幾經修改甚至重寫也獲得全民公決認可，但是，被各派理念衝突和亢奮私欲綁架與絞殺的埃及，並沒有脫胎換骨，浴火重生，而是繼續深陷爭鬥的泥潭。
客觀地說，相對溫和的穆兄會在公認的遊戲規則下勝出掌權，並出台比穆巴拉克時代更為開明的憲法，但是，沒有獲得更多發言權的競爭對手們並不甘心，利用持續惡化的經濟危機向新政府施壓，並通過街頭政治方式加劇內外困境，反復向穆爾西逼宮。底層國民對國家整體現狀日益煩躁和絕望，並在政客們的宣傳蠱惑下，試圖以所謂“二次革命”的街頭運動方式改變現狀。此次政變前夕，8000萬人口的埃及竟然有1800萬人參與抗議示威，聞所未聞，舉國癱瘓，軍隊再次出山收拾殘局。
埃及自從1952年通過軍人政變建立共和以來，軍方一直是主導國家政治和經濟生活的力量，歷屆總統都是軍人背景。圍繞新的政權構建，穆兄會與軍方幾經拉鋸，逐步掌控權力。穆爾西上台後清洗一批老將，並試圖打破軍方的傳統特權和利益，激化與軍方的矛盾，軍方韜光養晦，並終于依托朝野嚴重對峙之際重新上位，也算報了一箭之仇，重新凸顯軍方無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
政治主張和利益訴求需要在共同認可的規則內博弈，國家發展方向需要借助法定平台調整，經濟與民生狀況改善更需要穩定政局、治安可靠、貿易及投資環境良好來實現。但是，埃及的政治玩家們似乎不明白這些簡單道理，也不打算給民選政府和總統以任何率領民眾和國家集體突圍的機會和余地，為爭權而反對，為反對而革命，為革命而不顧一切。如此只能推動埃及的社會、經濟發展進入惡性循環，因為靠暴力對抗，靠倒灶拆台，靠零和思維，埃及永遠沒有成功轉型和獲得新生的出路。
穆爾西固然不是治國高手，也肯定難以在一兩年內解決堆積如山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危機。作為民選總統，如果連施政、試錯的機會都沒有，即使神仙下凡也難以解救國家于倒懸。埃及的亂局表面，顛覆既有秩序容易，重建全新秩序艱難；扳倒無能治國者容易，選擇出色治國者艱難；參與公平角逐容易，接受遊戲結果艱難。被趕下台的穆爾西和穆兄會顯然不會輕易吞下這杯苦酒，埃及正陷入巨大的轉型悲哀之中，這對追求民主、自由、公正與法治的理想，是沉重的打擊和深刻的教訓。
埃及軍方在反對派的千呼萬喚中重新掌權，還折射出埃及現代生活中揮之不去的強人政治和威權意識基因，以及對武力治國的迷戀。這種復辟式的矛盾心結，遠比街頭各派的分裂與對峙更加可怕甚至可悲，它使任何名義下的革命流于形式和表層。
（來源：北京青年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