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許曉英 （西安 高校工作者）
台灣近來發生所謂“司法“關說”風波，有人針對馬政府的處理手法，將其比作“大明皇朝”。這個比喻聽上去并不陌生，立刻使人聯想到幾年前南方朔先生曾指馬英九是“崇禎皇帝”。時代畢竟不同，馬英九先生當然不是明朝的專制皇帝，台灣的司法機關也不是什麼錦衣衛、東廠之類的特務組織。否則，被指為政敵的王金平，早就在南北鎮撫司的淫威下人間蒸發了。不過，倘若從政治和歷史的發展邏輯來看，說台灣社會處在類似明朝末年的狀態，也不能算是一點沒影的事。據此推演，假如馬先生是崇禎皇帝，下面的疑問是：誰是取而代之的李自成？誰又是引清軍入關的吳三桂？最後，誰是那個一統江山的大清？
這些假設的問題看似荒誕，台灣方面的很多人或許也不願意聽。但若台灣的政治人物一如既往熱衷於自我嚙噬般的政治鬥爭，置國計民生於不顧，不管你的制度叫做封建還是民主，都不能避免衰亡的命運。
說馬英九先生是崇禎皇帝未必公允。但在處理王金平關說事件上，其行事可謂草率沒有章法，終將事情引向政治鬥爭的猜疑乃至更大的風暴。而他高舉的法治大旗已被政治飛沫腌漬得失色。法治和理性本是雙生子，尊重法治必訴諸理性。馬先生急急如律令的做法看上去已遠離理性，近乎於任意不任法。作為政治領導者，馬先生的判斷力很差，這是致命的缺點。人的判斷力的實質，是在主觀與客觀情勢間求得一致的認知能力。它是一種素養，甚至是德性。判斷力并非天生，而是靠長期的學習和歷練養成。支撑判斷力的是內在的定力，也可以說是理性精神。
馬先生缺乏判斷力，其實是缺乏理性精神，這樣的人通常會有任性傾向。有人說他決策粗糙突兀，正是這個緣故。在處理兩岸事務上，馬的任性也相當明顯，給人的印象是主觀、隨意。任性的人必無遠慮，人無遠慮則有近憂。他常常陷入近憂，王金平事件只是其中一樁。作為政治領導者，任性并非馬獨有的特質。他的前任陳水扁也有類似傾向，且更加張揚，看看他在獄中的表現便可了然。相較之下，馬英九的任性算是內斂型的。我沒去過台灣，但知道台灣很多人為他們的民主制度感到自豪，認為大陸在這方面落後。對此可以理解。但遺憾的是，民主選舉產生的兩任總統，雖個性大不同，卻都有任性的特質，同時也都缺乏理性判斷。其實，這種任性傾向也同樣表現在許多民意代表身上，立法院上演的一幕幕大戲都一再顯現了這一點。民進黨的立委們在議場舉著黑牌開聲討大會，同行政當局意氣對決。同時，將事關國計民生的議案丟在一旁。有人說台灣人民友善和平，胡鬧的只是一小撮政治人物，無關大局。筆者對此說法表示懷疑。政治精英雖是一小撮，他們的行事決定了一個社會的重大政策和發展走向，和每個人的生活息息相關，怎可說無關緊要？《尚書》里警告政治人物：“勿安厥位，惟危；勿輕民事，惟難。”事實上，任性的政治人物往往只顧及自身私利，缺乏對國家社會的責任心。
台灣的民主制度似乎缺少理性因素，致使其政黨政治和選舉機制易產生任性的政治人物。或者有些人原本并不任性，也要裝出任性的樣子。老實說，我看台灣的總統選舉，候選人在選民面前要表現的是可愛，如同彩衣娛親的老萊子，而不是他的理性素養。這樣可愛的人看似親民，到後來卻被選民輕侮。近代西方憲政制度有一重要的思想基礎，便是理性主義，這套制度體系的運轉須依止於理性精神才能達到其設計初衷。理性主義基本上有兩個層面：即理念或理想性及思維方式。台灣的民主制度運作在這兩方面都令人生疑。有人說這是中國人的傳統人情觀幹擾所造成，好像中國的傳統倫理天生與民主憲政對立，是需要摒棄的落後玩意兒。實際上，西方憲政有其自身的緊張衝突性格，最需理性精神予以平衡。理性精神的集中體現便是政治倫理。中國人的傳統倫理在這方面有其優勢，比如對於“公”的倫理追求。《禮記》中說：“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這些話，從小受國學濡染的台灣人一定比筆者諳熟。但現實中台灣的政黨政治，卻顯現出任私廢公、結黨以營私的傾向。面對司法案件，沒有是非理想，只有黨派立場。三權分立變成三權對抗。國家、社會的整體利益被政客們拋諸腦後。長此以往，會自己鬥垮自己，焉得不衰亡？
台灣有很多經驗值得大陸學習，但在政治上也提供了反面警示：不管怎樣進行改革，都不可背離理性精神。從人類歷史看，一種制度要有所成功，其本身及運行必包含理性因素。如果理性因素消失，制度便會退化，背離其本意。照黑格爾的說法，是現實與概念不相符。以任性替代理性，名義上是同一個制度，實際效果卻是夏禹、商湯和桀紂的差別。民主制度不是保險箱，躲在里面可以萬世無虞。若以任性進行操作，與專制暴君的最大區別，只是從一個桀紂變成一群桀紂。時代和制度可以不同，興亡的道理卻同樣。
至此，不妨對台北“大明皇朝”的前景加以臆測。假如崇禎皇帝真的倒台，奪權的李自成大概只能是民進黨。複仇的吳三桂是誰？不好說。入關的清軍又是誰？不便說。但有一點基本可以確定：武力進攻的幾率很小。因為形勢比人強。亡秦者，秦也，非天下也。亡“中華民國”的必定是他們自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