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可金認為，國際制度大多以主權國家作為基礎行為體，在制度設計上缺乏對邊緣群體和弱勢群體的關照，因而失去了在它們那裡的合法性基礎；此外，已有的大多數國際制度存在的一個最大問題，就在於缺乏主權國家那樣的強制力作為後盾。在當前的國際社會中，國際制度的實施並不存在一個最高的公共權力機構，如果各國對踐踏國際制度條文的行為置若罔聞，國際制度將壽終正寢。
在上述兩人的解析之外，倫敦國王學院國際關係學講師拉蒙•帕多（Ramon Pacheco Pardo）還從另一個視角看全球治理失衡的原因——美國實力的相對下降在世界上造成了一種權力真空。正因為新的全球治理角色尚未出現，“破”局之後平衡的新局尚未產生，衝突才接連不斷地出現。
那麼，應該如何更好應對全球失序的問題呢？
帕多建議美國加強與中國的合作，並稱美中兩國形成共同立場是它們攜手發揮全球領導作用的完美起點。只要這兩個國家達成共識，顯然就有可能讓世界其他主要國家也加入它們的行列。
中共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所副教授、中國外交研究室主任羅建波在《學習時報》上的一篇評論文章中表述了類似觀點，他認為，中國的快速發展帶來了自身實力、地位的顯著提升及國家利益的極大拓展……我們與時俱進地認知自身的國家利益與國際責任，（並）在此基礎上妥善處理與外部世界的關係。
此外，外交學院國際關係研究所所長盧靜在一篇論述文章中表示，全球治理面臨著種種制度困境，改革全球治理體制需要確立全球治理的價值共識，推動國際規範的包容性發展，增加國際制度的積極互動，並重視全球治理的頂層制度設計與基層制度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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