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中國處理東南亞關係時，需要認識到中國推進的雙邊機制和多邊機制可以共存並相互加強。雙邊機制是基礎，但中國-東盟的對話平台等有用的多邊機制還可以繼續，雙邊機制也有局限性，如果我們更加有效利用多邊機制可以彌補雙邊的短板。中國-東盟十加一做了這麼多年其實是有效果的，雖然這個機制是東盟主導的，中國可以更加認可東盟在這個機制中的積極作用、甚至主導作用。另外一個機制，是中國開始建立自己主導或能夠發揮較大影響力的新機制，比如最近成立亞投行。建立初期，亞投行所關注的是基礎設施建設，但修鐵路、修港口都是和一個國家的戰略息息相關，經濟與戰略便開始聯繫在一起。目前所有的東南亞國家都已經加入亞投行，而且這個機制目前沒有美國和日本，這是一個可以讓中國發揮主導作用的機會（當然，與其他會員國的協商也是非常重要），可以幫助中國在制定新的國際遊戲規則發揮一定的作用。 但是，中國在大力推動對外直接投資時應該注意相關國家的國內輿論，這就需要我們注意當地環境的保護、並保證中國資本走出去也能為當地民眾帶來直接的利益等等。
中評：民族主義是您主要研究的領域之一，很多媒體認為，如今的亞洲政治進入了強勢領導人的時代，例如中國的習近平日本的安倍和印度的莫迪都是“強人”，考慮到南海已經讓整個亞太局勢緊張，在三位“強人”的領導下，中日印會否出現對抗？未來的亞洲政治是否更加容易失衡？
劉宏：這三個國家領導人都比較強勢，這是事實，但三者相比還有很多比較本質的不同。
第一，莫迪更重視經濟，從這點出發，印中關係應該會越來越近。因為印度經濟相比其他的國家還是有較大的差距，所以莫迪的當務之急是發展經濟，出於這種政策導向，印度與中國發展關係是友好與合作為主導。莫迪最近訪華強調了兩點，一是，中國與印度在經濟發展方面，還存在很大的合作空間，因為兩國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國家，此外，他還積極呼籲中國投資者到印度去投資，兩國在經濟層面上的合作一定會加強，二是，無論習近平訪印度還是莫迪訪華，兩人都強調了中印文化層面上的共同點，莫迪是一個改革者，所以他定會把經濟作為自己的優先要務，而不是把解決與鄰國之間的歷史遺留問題列為主要目標或通過外交來解決國內問題。總的來說，印度的民族主義與宗教（如印度教、伊斯蘭教）有緊密的聯繫，因此也可能同世俗民族主義思潮產生矛盾。另一方面，中印領土爭端不像釣魚島問題那麼嚴重，，且問題不太受到美國重返亞太等外來因素的直接影響，所以我們相信，在莫迪執政期間中印會有明顯的改善。
第二，日本情況較為複雜，其民族主義成因包括兩大方面，與外部因素有很直接的關係。安倍是近年來日本政壇執政期較長的一位首相，安倍的對外政策基石是日美關係，尤其是美國如何保障日本的防衛，以及日本在整個美國亞太戰略裡面扮演怎樣的角色？
現在我們看到，韓國和台灣已經在美國亞太戰略中的角色相對弱化，日本在亞太地區是美國最重要的盟國，對於安倍來說，某種意義他也是在打美國牌，所以他不斷強調日美關係的重要性以及背後戰略意義（包括共同應對崛起的中國）。其次，日本從世界第二大經濟強國滑落為第三大經濟體，相對於中國來說，有一種不平衡感和焦慮感，也有不安全感。雖然日本國內也有反美呼聲，要求日本與中國友好，保持外交的獨立性，撤出沖繩的美軍基地等，但是這些聲音無法影響到日本的主流民意和政策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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