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雷默：這些機構設立的時候是西方機構，如果現在中國人在出資和貢獻方面占據最大份額了，可能會要求附帶什麼樣的條件呢？例如，在這些組織負責人的任命上擁有更大發言權，或者改變投票權和份額，或者是還貸方式和附加條件？隨著中國在全球事務中扮演更大角色，中國政府是怎麼考慮的？
崔天凱：不同組織擁有不同架構。例如，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投票權是基於成員國的認繳份額，因此如果我們貢獻更多，投票權自然更大。對於聯合國而言，所有成員國無論大小、強弱、貧富一律平等，因此在聯合國大會，中美兩國同其他所有國家一樣只有一票。當然安理會不是如此，我們是常任理事國，有更大責任也確實需要貢獻更多。但中國追求的不是一己私利，我們希望聯合國憲章的宗旨和原則得到廣泛遵守。如果這些原則能在全球範圍內得到落實和尊重，僅就自身而言，我們並沒有更多別的“追求”。
布雷默：顯然，我們看到在這場危機之後，中國經濟恢復最快。中國對於醫療物資和醫護人員的分配也至關重要。您是否認為中國在全球舞台上扮演著與之前根本不同的角色？您是否認為中國借此次危機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崛起為全球領導者？如果是這樣，這是精心部署的戰略嗎，還是只是被動反應？您認為中國政府是不是希望宣稱：這是中國應該發揮領導作用的時刻？
崔天凱：如果我們可以選擇，我們當然希望這一切不要發生，因為這對所有人來說都是一場巨大危機。我們現在所做的一切是因為我們堅信各國同屬人類命運共同體，只要還有一個國家發生疫情，就沒有人是安全的，我們必須幫助別人。我們對此有清醒的認識，正竭盡全力幫助他人挽救生命，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也是在幫助自己。如果其他國家仍在苦苦掙扎，中國就無法免除病毒侵害。因此，我們在幫助他人，但從某種意義上說，也是通過幫助他人來幫助自己。我們的目標不是成為所謂的“世界領袖”，因為我們從不相信世界需要一個領袖國家，我們堅信所有國家一律平等。當然，有些國家更強大，能力更強，應該做出更大貢獻。我們願意做出貢獻，但更希望看到相互尊重、彼此之間真正的尊重，同時希望大家能充分認識到國家間的差異會繼續存在，我們應該將這些差異視為多樣性、互補性，而不是對抗或衝突的來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