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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正能讓台灣“維持現狀”的做法，就是和大陸完成“一國兩制”談判。 |
中評社╱題：“困境與破局：政治文化視角下台灣統派政黨發展再討論” 作者：胡燕（廈門），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政治學專業博士研究生
【摘要】當前台灣統派政黨面臨著邊緣化乃至泡沫化的多重困境，這與他們未能實現政治發展和政治文化兼容并行有關。作為中國地方性政治文化的子系統，台灣統派政黨在整體上存在著政治認知缺失、政治情感疏離和政治價值觀混沌等內在局限，進而給其開展“反獨促統”活動帶來了滯後影響。新時期的大陸對台工作亟待幫助台灣統派政黨在中華民族意識、愛國主義精神及“一國兩制”認同上開展話語轉變和觀念創新，促使其為祖國統一大業做出更大貢獻。
“台灣統派的最大優勢就是具有旗幟鮮明的統一信仰。台灣統派因信仰而跨越‘統一’政治禁忌的心理障礙，故可以存在，證明台灣有這麼多人主張統一”〔1〕。然而,現階段他們的組織化載體之一即台灣統派政黨卻在國家統一進程中的角色選擇及功能發揮上遭遇到了現實困境和發展瓶頸。台灣共產黨、中國生產黨相繼解散，新黨也因2020年“立委”選舉受挫而發生“內訌”風波。以上情況的出現在很大程度上歸結於台灣統派政黨在政治文化上滯後、停頓狀態所致。當前亟待找到影響其思想先進性、活躍性及戰鬥性的問題成因，幫助他們在求得自身政治發展的同時推動國家統一進程的深入發展。
一、台灣統派政黨政治文化的認知範疇
毋庸置疑，台灣統派政黨政治文化是當代中國政治文化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上世紀90年代，台灣統派認為“在台灣的中國人比大陸的人更具‘漢族思想’，更具華夷之辯”〔2〕。此後，儘管兩岸就“台灣人具有鮮明的中國性格”〔3〕產生共識，但多年的兩岸黨際交流和統派參訪活動卻反映出雙方在“中華民國”、“台灣意識”及“一國兩制”問題上存有看法分歧。這種“道相同，難以為謀”的吊詭現象祇能說明，台灣統派政黨政治文化并不等同於當代中國的主流政治文化，當前大陸一些民衆“以己度人”的政治想象和感情投射并不符合其具體情勢和發展走向。
那麼，台灣統派政黨的政治文化究竟該如何厘清界定？基於此前學界對政黨政治文化的詮釋概括，筆者傾向於將其理解為“以政黨的意識形態或價值取向為核心，以黨內的組織結構為基礎，以政黨形象和行為作風為外在形式的一套隱形價值體系”〔4〕。具體而言，“大中國觀”幫助台灣統派政黨在思想上對核心骨幹進行情感激勵，而“柔性政黨”策略則從制度上對一般成員予以政治規訓。兩者又分別通過組織動員、政治傳播及選舉提名等方式予以貫徹落實，最後在正負雙向激勵下保證台灣統派政黨的存在發展。
現在問題在於，究竟是何種緣由讓台灣統派政黨游離於當代中國主流政治文化的思想邊界和認知區間，又該將其置於哪類觀念體系的脈絡分支中加以辨析？這不僅關係到台灣統派政黨的整體圖景勾勒描繪，更決定著該類政治團體的結構要素和功能效度的判斷方向。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我們對此存在著知識死角和理解盲區，偏好於用“負負得正”的認知慣性來檢視這一問題。照此理解，既然大陸、台灣各自的政治文化系統是分屬二元的對抗性觀念體系，而島內的統派政黨又是“我們最重要的同盟軍”〔5〕，那麼其政治文化的本質屬性就必然貼近大陸的路綫方針而與“台獨”勢力格格不入。然而實際上，“我們跟‘統派’之間在‘價值觀’與‘如何統一’兩大問題上的差距是如此之大，讓人每想及於此難以安臥”，“今日的‘統派’，也非陳映真這一代‘統派’了，我們都要有一個重新認識台灣地區，重新認識統一，重新認識‘統派’的過程”〔6〕。由此看出，這種“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 的格式套用存在著簡單化、狹隘化問題，阻礙了對台灣統派政黨政治文化的歸類屬性劃分和影響因子尋找。
在筆者看來，新黨、統促黨等統派政黨的文化屬性并不是大陸政治認知、情感及價值觀的自然延伸，更難言為社會主義政治建設和思想建設的觀念產物，而是兼具台灣地方屬性和資本主義特徵的政治亞文化。由於“受到外來文化的衝擊、區域發展的不平衡性和台灣多樣性的族群結構的影響，台灣政治文化內部又發展出異常多樣性的政治亞文化，這種地方政治文化的多樣性在中國其它地區是不多見的”〔7〕，所以台灣統派政黨政治文化的發展軌跡和當代中國大陸并不同軌并行，而是伴隨著島內政治轉型過程分三個階段所開展的內容構建體系和話語實踐過程。這包括：
第一階段，孕育時期。1945年台灣光復後，國民黨政權為了消除日本殖民文化的遺留影響，通過語言文字、風俗節慶及“國旗國歌”等政治符號在島內初步建立起“中國政治文化”的主流地位。1949年蔣介石敗退台灣，為掩蓋政治失敗更加強了“中華文化正統”宣傳，由此催生出具有強烈官方色彩和鮮明大陸特徵的“統一文化”。
第二階段，雛形時期。1986年3月，蔣經國當局宣布“政治革新”。同年9月，“黨外人士”搶灘成立民主進步黨而未遭取締，由此造成被長期打壓的“台獨”思潮甚囂塵上。1987年7月，國民黨宣布“解嚴”，造成“不僅民間社會的政治亞文化在變，甚至國民黨內部的政治亞文化也出現了重大變化〔8〕”。此後，部分愛國人士及外省籍官僚聚攏成型，台灣地區的“統一”文化逐漸過渡為“統派文化”。
第三階段，形成時期。1996年5月李登輝上台後，台灣政治文化從單一走向多元乃至混亂的態勢愈發明顯。而民進黨“以‘台獨’為核心的意識形態，具有‘強組織’特點的派系政治、充斥‘鬥爭哲學’的抗爭文化和功利色彩濃厚的草根特質”〔9〕的“獨派”文化鋒芒畢露，顯示出比其他政黨更強的內聚性和感召力。受此刺激，各統派社團紛紛組黨與之抗衡,并努力在綱領目標、組織原則及競選口號上體現出有別於“藍綠”陣營的話語風格和政治印象。伴隨著這一時期台灣政治生態的失序、反思和重構，台灣地區的“統派”文化通過主題提升和話語轉變演進為“統派政黨文化”。
二、台灣統派政黨政治文化的發展局限
近年來，台灣統派政黨頻遭“選舉選不上、理念沒人聽”的謾罵指責。這一問題的外在表徵是理念認同與選舉活動的內在張力，但深層次原因卻源於“中華民國”迷思、“反共”心防及“政治悲情”意識等政治文化桎梏，乃至影響了台灣統派政黨對於開展“反獨促統”活動的角色認知和功能發揮。
（一）“再中國化”的政治認知失調
上世紀後期，“黨外”人士鼓吹的“台灣文化主體性”思潮向政治領域滲透，并在李登輝時期正式成為了“去中國化”政策。後經陳水扁、蔡英文的慫恿策動，“台灣人不是中國人”、“台灣不是中國的一部分”、“台灣海洋民族論”、“台灣歷史重新開始論”等“台獨”論調公然登堂入室〔10〕。
台灣統派政黨的“再中國化”是對“去中國化”的理論反動和政治糾偏。從縱向上看，它延續了台灣光復後國民黨政權在島內所推行的“中國化”努力，即通過構建“中國民族主義”來對“本省人”進行“中華民國”的“國民化”塑造〔11〕；就橫向而言，它類似於海外地區尤其是東南亞華人的“再華化”方向（resinification），即那些被貶低、被封閉和壓抑的華人性（Chineseness）的復興〔12〕，體現為對中華文化和國族認同的再確認或新尋求（包括同中國及祖籍國的聯繫與加強）〔13〕。概而言之，台灣統派政黨的“再中國化”是用“兩岸同屬一國”的政治認知來完成對島內“泛綠”群體及“中間選民”的思想改造。
問題在於，“在國家認同問題上，國民黨、民進黨和新黨的共同點都拒絕認同中華人民共和國、都堅持‘反共’理念，這反映了兩岸關係的歷史延續，也是冷戰時期國際兩極意識形態對抗所留下的遺產”〔14〕。早期的新黨甚至被台媒評為“盲目反共，處處不擺脫舊國民黨的框框，比國民黨還反共，為了擺脫同路人的標簽，無共不反，瘋狂到了反華的地步”〔15〕。此後，雖然該黨有“當年反共的理由，早已不復存在，當然不能為反對而反對”〔16〕等中道反省的聲音存在，但其“反共”心防仍難言消弭。2020年9月的新黨內訌風波更加深了外界對其 “放棄統一立場，重走反共老路以及清除郁系人馬”的廣泛質疑。
其它統派政黨也不同程度地存在著對大陸的意識形態偏見和社會制度歧視。統促黨、致公黨的部分黨內高層及後備幹部多囿於“承認中華民國存在事實”、“自由、民主、均富”的陳舊話語〔17〕，難以達到自身標榜的“紅統”政治水準和信仰構成。總體來看，囿於“反共”心防和“中華民國”迷思的遮蔽，而“台灣方面卻有部分人故意將其歪曲引申為‘中國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意指政府，且不涵蓋台灣), 甚至將中國等同於‘中共’，將國家與政府、政黨混為一談”〔18〕，台灣統派政黨政治文化很難跳脫國共紛爭窠臼而形成純粹的民族大義叙事都，遑論改變島內民衆對大陸的陌生狀態及仇視心理。
因此，台灣統派政黨“再中國化”努力未能改變“大陸印象”在島內的整體下行趨勢。有數據顯示，台灣民衆的“中國人認同”在近三十年來持續走低，具有對立性意涵的“台灣人認同”卻接連攀升。具體見下页表：
（二）“鄉土認同”的情感動員短板
“二二八事件”的爆發造成了閩南族群對“外省人”的逆反心理和離心傾向，一時間“狗去豬來”的民間輿論蔚然成風并延緩了中原文明的擴展傳播，濁水溪的“母親河關懷”以及本島的“番薯”空間想象仍主導著本省人的政治情感。而且“政治體制的民主化所帶來的本土化、台灣化的傾向，隨著轉型期的神話，在反對勢力中的激進人士對政治改革的要求，已經不再是個別的要求，而是有意識地提出對於台灣的這個國家要有新的認同要求”〔19〕。
此後,台灣統派政黨喪失了“討伐叛臣賊子，維護家國一體”的道義制高點，反而背負上“賣台”、“台奸”的政治原罪。再加上民進黨政客認為“中國的政治文化差不多都是壞的，因為在中國的政治世界，要生存必須爾虞我詐，勾心鬥角〔20〕”，這是歪曲醜化，“台灣社會環境已經將統派與‘中共同路人’劃上等號，許多人出於自我保護，對統一的字眼‘唯恐避之不及’”〔21〕。
然而，台灣統派政黨卻未能因勢利導地疏解島內民衆的家鄉情感和鄉土觀念，并就“愛台灣”與“要統一”的辯證關係給出周全回答，從而讓自身處於本土話語權博弈的不利位置和窘迫處境。以新黨為例，儘管該黨自居“小老百姓的代言人”，采取了招攬本省人入黨，在台中、高雄等地開展基層建設等措施，試圖打破“外省人過不了濁水溪”的政治符咒。但終究因背離了“本土運動的真正敵我矛盾當是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22〕的本質屬性，導致了和本省人“博感情”的同時卻趕走了統派支持者的外溢效應。這體現為：
1.本土型政治人物在黨內“水土不服”。1992年帶黨（社民黨）來投的朱高正終因“詆毀同志，疏於問政，嚴重影響新黨形象”、“炮打新黨中央”、“與周荃互毆”等事件而遭開除。1994年代表新黨當選台北市“議員”的桃園人李承龍隔年也退出新黨。此外，新黨青年軍中的本省籍人物也左支右絀且難以應付，要麼如侯漢亭接近柯文哲而遭“叛徒”非議，要麼如王炳忠被斥“共匪”而被撤銷黨職。
2.“外省籍”支持者離心傾向乍現。以軍公教人員及眷村榮民為主體的外省籍人士向來視新黨為精神支柱，但王建煊、趙少康等新黨早期領導人提出“台灣優先”，并受民進黨的“‘大和解’是一種以公共政策論述的新政治文化”〔23〕蠱惑與之開展合作，導致“深藍”群體產生了強烈的政治挫敗感及悲觀情緒，接連出現顧立雄、王定宇等外省籍二、三代投靠“台獨”勢力的吊詭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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