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強調，過於緊密地圍繞對抗俄羅斯和中國展開的外交政策，除了在發展中國家收效甚微之外，甚至會引起美國盟友和夥伴的嚴重擔憂。這些盟友和夥伴中很少有人願意充當“新冷戰”的工具。
溫尼承認，保持競爭心的平靜對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美國來說是更困難的，尤其是主要挑戰者競逐國際秩序的願景，而許多美國官員和學者冷戰結束時一度認為現有國際秩序已經取得了勝利。“大國競爭”對美國決策界有吸引力反映了這種焦慮。
溫尼分析，對“大國競爭”框架的廣泛共鳴也反映了一種官僚主義的舒適感。冷戰之後的大約四分之一個世紀裡，美國一直在努力確立一個穩定的架構，嘗試“接觸與擴張”、“全球反恐戰爭”、“重返亞洲”。莫斯科和北京似乎將允許華盛頓回到熟悉的劇本，恢復美國外交政策的清晰，甚至可能在分裂的美國公眾中培養更大的凝聚力。
不過作者直言：這種希望是可疑的。他指出，鑒於與俄羅斯或中國的大國戰爭有可能升級到核級別，美國在避免這種對抗方面有著至關重要的國家利益；俄羅斯和中國似乎都不會出現蘇聯式的崩潰；儘管有限的大國合作在目前看來難以想象，但跨國挑戰將繼續把美國與俄羅斯和中國糾纏在一起，無論彼此如何努力試圖脫鈎；儘管競爭的焦慮可以刺激內部更新，但美國既不應該把它當作一種拐杖，也不應該認為大國競爭會緩解國內的政治兩極分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