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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陸海協會副會長兼海研中心主任孫亞夫。（中評社 王宗銘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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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亞夫說，會談簽署的兩岸公證書使用查證協議與兩岸掛號函件查詢補償事宜協議兩項協議，是雙方都有需要，因為各有立場，沒有辦法公文書往來，所以以公證書來代理，另外兩岸人民也有需要寄掛號信，所以意義是兩岸第一次簽協議，如何以適當的語言，如何看起來不是以國與國來交往，所運用的詞讓兩岸可以交往。
孫亞夫指出，汪辜會談具有重大的歷史地位，這次會談，就直觀而言，是兩會領導人的第一次會談，就歷史而言是1949年以後，四十多年來兩岸高層人士的第一次會談，40多年間，兩岸雙方經歷了激烈軍事對抗乃至熱戰的年代，經歷了欲求國共談判而不可得的年代，經歷兩岸同胞站在藩籬兩邊苦苦相望的年代，因此汪辜會談雖然是由兩岸雙方分別授權的民間團體領導人進行的會談，但卻是兩岸關係演進40多年的一大突破，這是汪辜會談最大的歷史意義，這次會談雖然定位為民間性、經濟性、事務性、功能性，所談的議題也受到不少限定，但其意義與影響遠遠超出了會談的定位和議題。
孫亞夫說，汪辜會談的成果是寶貴的，這次會談樹立了兩岸平等協商的成功範例，進行了開展兩岸經濟、科技、文化交流的磋商，簽署了四項協議，為促進兩會制度化協商，兩岸交往制度化安排進行有益探索，為推進兩岸人民往來，經濟合作交流創造積極氣氛，汪辜會談最主要的成果，是在當時的歷史條件推動了兩岸經濟合作，這次會談實際上主要是討論經濟合作問題，在兩岸經濟關係發展進程中留下了歷史的一筆。雖然今天看起來，當時達成的協議內容是初步的，協商遇到的爭論在今天已不再是問題，但在那時已是十分不容易的，十分可珍貴的，汪辜會談最主要的精神財富是揭示了以對話代替對抗，以協商促進合作的意義，雙方確立共同的政治基礎，即可以通過商談逐步解決問題，改善發展兩岸關係，造福兩岸同胞。
孫亞夫表示，此時此刻，站在汪辜會談的起點上看此後20年兩岸關係變遷，有如八面來風，油然而生一種厚重的歷史感，汪辜會談之後不長的時間，兩岸關係畢竟出于自身長期存在的矛盾深刻而沉重，沒能接續這次會談所開啟的勢頭，開始了艱難曲折的跋涉，2008年5月實現了重大轉折，取得一系列突破性進展何重大成果，展現出前所未有的和平發展新局面，並且進入了鞏固深化和平發展的新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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