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台北3月20日電／台灣大學政治系教授石之瑜今天在中國時報撰文說，李光耀與台灣間的相互情感之濃，絕非一般國際關係的計利算害能及，他不但全力以赴協助促成辜汪會談，且始終關切台灣人民福祉，幾乎如同自己人民。台北本應感謝他，無奈辜汪會談並未如李登輝預期讓台灣擺脫既有兩岸格局，所以不但李登輝不報恩，反而發揮他一貫棄用性格，竟在辜汪會後不久的一次晤談中，讓李光耀感覺灼傷了耳朵。但李光耀從未因此懷恨台灣。
受無情羞辱卻未懷恨
1972年，因尼克森震撼導致東亞反共形勢丕變，台北亟須開闢新的國際渠道，堅持反共的新加坡立刻映入眼簾。對新加坡而言，倘若台北在上海公報後一蹶不振，北京將騰出大量資源向東南亞擴張，如何積極鼓勵台北屹立不搖，成為李光耀戰略棋盤上的重要關鍵。
李光耀在1973年瞞過華府密訪台北，從此開啟一段鮮為人知的深厚關係，尤其是李光耀與小蔣“總統”及沈昌煥部長的私人情誼。這樣的情誼得之不易，是台北高層精心培養，而李光耀則復以真情流露，有以致之。
首先，新加坡與沙特阿拉伯能開展關係，就是透過台北居中，效率之高讓李光耀印象深刻。其次是1975年後，新加坡軍事訓練移地前來台北，更是台北營建關係的重要步驟。在個人層次的投入亦不遑多讓，李光耀對中華文化重新深刻體會，恰是得利於與蔣家及沈昌煥部長的交往，不但成為亞洲價值論的肇發前因之一，更是後來李光耀責成學界建立儒家文化研究的動力，之後時勢變遷，乃成今日聞名遐邇的東亞研究所前身。東亞研究所的濫觴，正是與新加坡遲至90年代才與北京建交後同步的。
國際關係的爾虞我詐，在雙方領導人之間轉化，成為一種彼此關懷，相互協助的友情，讓李光耀在國民黨政權經歷翻天覆地變化後，仍總心繫台灣未來，甚至不斷代為綢繆。不料他反而引發不知情的後輩對他無情羞辱。像是李光耀對兩岸統一大勢的判斷，以及撮合陳水扁與江澤民的努力，先遭陳唐山部長以“鼻屎大的國家”以及捧中共的LP等低俗之詞羞辱，更為李登輝重要思想紀錄者鄒景雯指控是為個人商業利益在犧牲台灣。
李光耀從政大半生都與台灣結緣，早年他在新加坡獨立奮鬥過程中面對危機，盱衡時勢，先有印尼與馬來西亞的軍事衝突環伺，又遭印尼軍方策動爆炸案在後，接著以少數族群權益問題及華人在馬來西亞發展前景問題難解，被迫獨立建國，即逢印尼軍事政變，雖然繼起的是反共政府，政變卻連帶波及華人而爆發大規模反華。在華人就是潛在第五縱隊的反共想像中，如何在反共同時延續新加坡的華人性，不但是政治課題，更是文明層次的重大挑戰。
超越國際政治與民族
在老國民黨統治之下的台灣，一度揭示了一種既反共又中華的可能模式，因緣際會而催生了李光耀的亞洲價值，連帶使新加坡的華人性得以在儒家文化的傳承中重新開展，更鋪陳了90年代以降新加坡在大陸的雄圖大展。李光耀對台灣的關懷超過國際政治，也超過民族大義，成為他生涯中一輩子的掛念，這豈是受抽象價值或部落主義所綁架的當代人及其萬一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