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6月28日電／香港資深政界人士吳康民28日在香港明報發表文章說，香港回歸已經15周年，但最近的政治生態卻有重大變化，特別是在新的行政長官產生前後。
前兩位的行政長官，都是香港建制派能接受的。第一任的董建華，為人老實厚道，本身又是一位出色的企業家，基本上，中央和本港，政治勢力的左中右，都不持異議。可惜他的施政，眼高手低，加上和第二把手以及原公務員系統未能磨合，終於被迫半途下台。第二位曾蔭權，因時附會，為中央大膽起用。由於他出身公務員系統，有數十年工作經驗，開頭還能戰戰兢兢，“做好呢份工”，但後來暴露他的才能有限，臨近卸任，又出現一些官商勾結、收受利益的醜聞，受到傳媒和泛民主派的大力抨擊。
但是，在這一屆行政長官選舉前後，政治生態更暴露前所未有的重大變化。梁振英的出而競選以至當選，造成建制派的分裂。而選舉過後，從中央到本港，雖然高唱“大和解”，而實際上，只是表面上吃幾頓飯，進行雙邊座談，骨子里仍然是敵對情緒甚濃。甚至可以說，反梁營的勢力，已經和泛民主派建立了統一戰線。
特首選舉中的力量對弈
文章說，特首選舉的初中期，大家都比較看好唐英年，原因之一，是聽說中央欽點和培養他多年，在北京又有相當重要的人脈關係。其次他是香港重要利益集團支持的，加上他在特區政府的多年工作經驗，其優勢相當明顯。
但是梁振英卻逆勢而上，知難而進，而且屢傳他被有關方面勸退。所以我曾在明報寫過文章，承認“春江水暖鴨先知”，並說，梁“如果這一屆他得不到中央的祝福，並不是他不愛國愛港，也不是他的管治能力受到質疑，恐怕關鍵在於對手受到的祝福由來已久，很難改變”。
想不到形勢急變，原因是唐英年自毀長城。他敗選的要害不在於他的“感情缺失”，也不在於他的豪宅的“僭建風波”，而在於他重用一些反共反中央的智囊、反共親泛民的公關顧問。這些人給他出了一些餿主意，比如決定違反行政會議保密原則，公開梁振英的所謂兩個“建議”。即使梁真的有這兩個建議（即如反23條示威過分可出動防暴隊，以及對商業電台的某些反共言論應以縮短續牌期以觀後效），他也是維護中央的利益，怎能以此來嘩眾取寵而指摘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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