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12月12日電／主題為“強化認同互信，深化和平發展”的“台北會談”，在經過一番波折之後，前、昨兩日在台北舉行。與會者既有大陸地區的國台辦副主任孫亞夫及一眾“大咖”式的對台研究專家學者，也有台灣地區專門進行大陸事務和兩岸關係研究的著名專家學者，其中更有民進黨陣營專注兩岸事務的高級黨幹及前任政務官。而他們兩天來所談的議題，緊緊圍繞著“強化認同互信，深化和平發展”的主題，紅藍綠政治光譜的學者專家各抒己見，暢所欲言，甚至針鋒相對，擦出火花，而且所談議題的“政治性”的“含金量”甚高。
新華澳報今天刊登富權的專欄文章指出，可以說這是民間學者層次的“兩岸政治對話”。但由於與會者既有大陸國台辦的高級官員，也有馬英九政府的兩岸事務高級智囊，還有民進黨的兩岸事務高級黨幹，因而也有帶有了“半官方”的意味。因此可以說，在一定程度上，這場“台北會談”是“兩岸政治對話”的“初級階段”。
文章說，本欄日前述評，一九九八年十月，海基會董事長辜振甫率團訪問北京，時任中共總書記的江澤民在北京釣魚台國賓十八號樓會見辜振甫一行，提出兩岸應當進行政治對話的訴求。而辜振甫一行隨後抵達上海，與海協會長汪道涵會晤，並達成了四項共識，其中第一項就是“兩會決定進行對話，包括政治的、經濟的各個方面，具體的安排由兩會負責人另外商量。”由此，在台灣政壇上和媒體中，都掀起了一股喜迎“兩岸政治對話”的熱潮。此時，張京育就以“陸委會主委”的名義發表了現在回頭看來仍具有積極意義的談話。這個談話有兩個要點，其一是“兩岸政治對話是兩岸政治談判的初級階段”，其二是“提前進入《國統綱領》中程階段”。按照張京育的說法，可將兩岸政治互動分為兩個階段，其中“政治對話”是“初級階段”，是“最低綱領”，在當時的情況下即可進行；而以兩岸和平統一為標的的“政治談判”，則是“高級階段”，也即“最高綱領”，但當時並未具備條件，主要的障礙是在於“大陸尚未實施台灣式的民主化”。
張京育將兩岸政治互動分為兩個階段的這個思路，確實是值得海峽兩岸的當權者和民間學者專家思考的。儘管馬英九現在對進行兩岸政治協商有疑慮，擔心會被“獨派”“汙名化”，因而違背他當初在參與《國統綱領》和“國統會”關係“一個中國”涵義的研擬工作時的初衷，在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進入“深水區”之後，就固步自封，躊躇不前，拒絕進行兩岸政治協商；但從他近日的談話看，卻未心會對兩岸政治對話予以完全拒絕。尤其是他所說的“大陸應先提出兩岸和平協定的實質內容”，說明和平協定應扮演何種角色，“可否讓兩岸關係比現在做得更好”，及“兩岸和平協議洽簽必須務實，達到對雙方有利，且維持可長可久的關係”，就有所“鬆動”。因此，如何僅僅捕捉住這個微妙機會，將之擴大延伸，促成兩岸政治對話，並在此基礎上逐步累積互信，壯大有利條件和社會氛圍，形成馬英九去年談到簽署“兩岸和平協議”所需的幾個條件之一的“當人民有需要”，就應多舉辦這種民間政治對話，在民間以至政壇上營造和累積氣氛，在兩岸政治對話的“初級階段”成熟之後，進入由官方主導的兩岸政治對話的“高級階段”，也就水到渠成了。再按照這種“螺旋式上升”的模式，或是“量變促質變”的規律，將由官方主導的兩岸政治對話作為兩岸政治協商的“初級階段”，然後促成直接進行政治協商的“高級階段”。因此，這場“台北會談”的現實意義，是不可估量的。
其實，即使是在民進黨陣營內，從許多跡象看，也是處於“事情正在起變化”之中。雖然民進黨主席蘇貞昌出於個人政治企圖心考量，及受到黨內“獨派”挾持，仍然扮演著“關門派幫主”的角色，但其實黨內有著更多的“交流派”，甚至是在“潛意識”中還有著“大中華”的意識。比如，曾受陳水扁委託起草“第二共和“憲法”草案”的前“陸委會主委”陳明通，在“台北會談”上就提出“大陸朋友是不是也應考慮向台灣開放直選，讓台灣人有機會選出你們的領導人？”的問題，儘管從表面上看，他是要在“民主”問題上“將”北京一“軍”，但實質上，還是有“兩岸一國”的“潛意識”。實際上，如果是堅持主張“台灣獨立”，就沒有必要訴求台灣人民有權參加大陸的國家主席選舉了。這種“潛意識”倘能將之緊緊抓往，並予以擴大延伸，是有利於為進行兩岸政治對話以至是兩岸政治協商創造有利條件的。
值得注意的是，就連被視為“關門派幫主”的蘇貞昌，對“台北會談”也持積極態度。昨日他就表示，民進黨不會迴避中國，也希望中國瞭解民進黨不是透過國民黨，而是透過各方面瞭解台灣，這樣才會全面、不是片面或一廂情願瞭解台灣。這一次“台北會談”有民進黨同志參加，雖然不代表民進黨，但他們的理念與黨一樣，代表台灣多元聲音。其實，他還是派出了“民進黨的代表”吳釗燮與會，並發表反映民進黨中央的立場的演說的。就此而言，這場“台北會談”就被賦予更深一層的意義，因為有了民進黨人的參與，使得這場“初級階段”的“兩岸政治對話”，較為全面、完整，而不是民進黨人經常批評的北京只是從國民黨那裡獲得台灣地區的民意資訊，因而不能代表全體台灣人民。而且，由於有了民進黨人的參與，也就使得這場民間性的“兩岸政治對話”，具有較高的認受性和公信力，對於日後進行正式的兩岸政治對話時，具有很高的啟發及比照作用。
文章認為，民進黨的高級黨幹及前朝政務官參加“台北會談”，這也折射了民進黨對兩岸關係發展的態度發生了具有階段性意義的變化。其實，從歷史上說，民進黨並非是“一貫性”的反對兩岸交流的，反而曾經抱持頗為積極的正面態度。最初，民進黨包括其前身“黨外”，是極力主張兩岸交流的。就在國民黨政府尚未宣佈解除戒嚴、終止“戡亂動員時期”，嚴禁台灣居民前往大陸之時，就是後來成為民進黨骨幹成員的“黨外”人士，發起推動兩岸交流的活動，推動及協助老兵返回大陸探親，並主張兩岸經濟合作。而打破國民黨政府新聞封鎖，冒險前往大陸進行採訪的《自立晚報》記者徐璐、李永得，其實他倆的政治立場是傾向“黨外”的，後來也成為“扁政府”中的大員，其中李永得現在是高雄市政府政務副市長，是陳菊市長的得力助手。在“黨外”活動史很著名的“橋頭事件”，其主旨還是追求兩岸統一。只是後來國民黨政府在強大民意壓力之下，解除戒嚴及終止“戡亂動員時期”，開放“總統”直選，民進黨“爭自由，爭人權”的主訴求失焦，“台獨”的主訴求上升為主訴求之後，民進黨才開始反對兩岸交流。在二零零八年失去政權時，還發動萬人上街抗議到台北參加第二次“陳江會”的陳雲林。但後來迫於時勢發展，尤其是面直二零一二年“總統”選舉失利，終於也認同了“ECFA”，也不反對兩岸交流了。因此在民進黨內，部份地發生了“否定之否定”的效應。
今次民進黨有人參與“台北會談”，其實就是在政治領域內也部份地發生“否定之否定”的效應，亦即從當初的支持兩岸統一，到後來予以否定、反對，現在又有可能在一定程度的發生“否定”變化。這個有利時機，不可輕易放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