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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擡頭所望，陵堂大門上方工工整整用大寫的英文刻著“LET US HAVE PEACE"。（中評社記者 郭偉峰攝） |
格蘭特將軍在南北戰爭中立下奇功，有常勝將軍之稱。格蘭特將軍參戰時他已42歲，時任上校，但短短的4年當中，他從上校升為中將，擔任聯邦軍總司令。林肯在1864年3月任命他為最主要的將軍。格蘭特指揮作戰得心應手，最終獲得大勝，迫使南方軍總司令、羅伯特•李向他投降。憑借自己的軍威，格蘭特於1868年當選總統。1872年連任。
格蘭特將軍之偉大，不是指揮殺敵多少，如何令人凶悍可畏。恰恰相反，他是從內心厭惡戰爭的。他的立場始終是追尋和平、統一、繁榮與平等。格蘭特出任美國總統之後，在國內政治關係上，追求人人公平。在國際關係上，避免恃強欺弱，避免使用武力。和溫斯頓·丘吉爾一樣，他相信“吵來吵去，總比打來打去好”。比如他決心通過國際仲裁機構向大英帝國索賠，同時不鼓勵兼並加拿大。
我想，和平主義，是不是格蘭特將軍留給美國後世的最重要政治遺產，或者是政治啟蒙？也許是一顆艱難發芽的種子而已！
事實上，美國的傳統對和平主義是不感興趣的，從白人移居美洲開始，他們就崇尚武力，相信刀槍。不把大肆屠殺印第安人，以及獨立戰爭的殘酷，南北戰爭的血腥作為具體實例來討論美國人對和平無感的因由。然而，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經過與結果，讓美國足以相信與擁護以惡制惡、以戰止戰。這樣的不可撼動的信仰，深入了幾代美國國民的骨髓。格蘭特將軍的“LET US HUVE PEACE",早被之後一代又一代美國精英拋棄在腦後。
有人評論說：雖然早在拿破侖戰爭結束的1815年美國就出現了第一個和平團體，但直到20世紀30年代，美國才形成有廣泛影響的和平主義運動。事實確實如此。歷史資料披露，30年代美國和平主義運動最興盛的時候，其擁護者有1200萬人，但是，從1938年起，美國的和平主義運動就在走下坡路；20世紀30年代美國的和平主義運動是美國人對美國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過程進行深刻的反省和日益惡化的國際局勢相互作用的產物。追求和平，反對戰爭，始終是人類的美好願望。但是，在法西斯主義國家不斷擴大侵略的形勢下，只有以暴力對付暴力的方式才有可能戰勝法西斯主義。和平主義者的理念及其實踐，顯得與現實嚴重脫節，最後只能以失敗告終。
“讓大家安享和平”，這當然是不朽的的思想！對美國社會影響極為深刻。我認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美國高度發揚了格蘭特將軍的精神，以戰止戰，為消滅法西斯，讓世界安享和平做出了巨大的、不可泯滅的歷史貢獻。對此，值得永遠的感激與尊敬。當然，美國後來走上了霸權的道路，讓世界陷入了不斷的動蕩，就不能說是還在高舉“讓大家安享和平”的思想旗幟了。如果進一步演變成為消滅不同於己的意識形態與社會制度的固執，結果付出更為慘痛的代價，也徹底與和平主義背道而馳。如果格蘭特將軍有靈，得知後來美國的蠻橫作為，恐怕也要流淚的。
走進陵堂，迎面是一個圓形的洞穴，往下望去，兩具棺木油漆得發亮，格蘭特將軍和他的夫人長眠於此。中國古詩雲：“夏之日， 冬之夜。 百歲之後， 歸於其居”。格蘭特將軍的永遠幸福，也就在此了。一百多年前的人，今天都是古人，今天的人，百年之後都是古人。作為個人，都是時間與空間的過客，一切皆浮雲。然而，衹有進步思想與社會貢獻是不朽的。春秋時魯國大夫叔孫豹稱“立德”、“立功”、“立言”為“三不朽”。“立德”，即樹立高尚的道德；“立功”，即為國為民建立功績；“立言”，即提出具有真知灼見的言論。古今中外，皆有相同啊！
格蘭特陵堂的不凡之處，還在於它凝固了中美關係的一段歷史。在後園，我驚訝地看到了中美關係的歷史印記，兩棵樹和大清國駐美公使楊儒撰寫的用金屬鑄造的中英文銘文碑牌。中文內容是：“大清光緒二十有三年，歲在丁酉孟夏初吉，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一等肅毅伯合肥李鴻章敬為大美國前伯理璽天德葛蘭脫墓道種樹，用志景慕。出使大臣二品銜都察院左副都禦史鐵嶺楊儒謹題”。“伯理璽天德”英文president總統的音譯，葛蘭脫就是格蘭特當時的中譯名字。1896年，李鴻章訪問俄國，回國時轉道美國，到老朋友格蘭特將軍墓前憑吊。次年清朝駐美公使楊儒代表李鴻章在格蘭特墓園種植銀杏樹兩棵。銘文中說是李鴻章手植樹，但據說其實由駐美公使楊儒代表他種下了這兩棵象徵友誼的銀杏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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