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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日因素在台灣“大選”中的角色以及可能產生的影響值得格外關注。 |
中評社╱題：2020年台灣選舉中的美日因素淺析 作者：修春萍（北京），中國社科院台灣研究所研究員
在目前情況下，台灣島內各主要政黨、特別是有意參選的實力派政治人物，都以取得美國、日本的支持作為打贏選戰的重要前提。隨著2020年台灣地區領導人選舉（以下簡稱“大選”）的選戰大幕拉開，美、日影響台灣選舉的相關動作將陸續展開，島內已宣佈參選，或有實力且被認為有可能參選的政治人物，包括國民黨籍前新北市長朱立倫、國民黨主席吳敦義、台北市長柯文哲、國民黨新星高雄市長韓國瑜等。這些島內政治人物從2月中旬起，便陸續展開了訪美行程。此次台灣“大選”正值中美關係出現重要變化、兩岸關係惡化、台海局勢嚴峻複雜之際，美、日因素在台灣“大選”中的角色以及可能產生的影響值得格外關注。
一、美國、日本不會缺席台灣“大選”
美國和日本介入台灣“大選”的主要目的是為了確保其自身在台海乃至東亞地區的戰略利益，簡言之，就是為了對台灣執政當局保持足夠的影響力，進而得以影響和掌握台海局勢並使台灣這一重要棋子在其對華戰略中長期發揮特殊作用。不過，由於國力、國情以及對台海地區戰略關注重點的不同，美國、日本對台灣“大選”的關切重點，介入方式、施力層面，以及顯現的效果等，存在較大差異。
美國作為台灣問題迄今無法解決、台灣與大陸分隔現狀得以維持的最大也是最主要外部力量，對台灣主要政黨、政治人物以及台灣社會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可以說，在台灣任何一個有意取得執政權的政黨，任何一個有意問鼎地區領導人大位的政治人物，無論藍、綠，都必須得到美國的認可與支持，這幾乎是取得勝選的充要條件。在這個前提下，島內的政治紛爭對美國來說僅衹是“茶壺裡的風暴”，也正因為此，通常情況下，美國對於台灣“大選”的關注重點，並不在於可能勝出的參選人來自哪個政黨、政治色彩是偏藍還是偏綠，而在於這個參選人是否可控、聽話，是否能夠貫徹美國的意志，是否能夠完全配合美國東亞戰略的實施。在過去的2008年、2012年、2016年台灣的三次“大選”中，美國前兩次偏向勝率較大的國民黨參選人馬英九，2016年偏向勝率高的民進黨參選人蔡英文。不過，同一個民進黨參選人的蔡英文，在上一次（2012年）“大選”中並未得到美國的青睞，反而在選舉期間公開表達了對她的“不信任”，致使蔡英文以懸殊差距敗給爭取連任的馬英九，這是一個重要因素。
換言之，台灣主要政黨、政治人物均依靠美國，並竭力爭取其支持的現實，反映了台灣對美國的政治依附，這也使得美國對於台灣涉及執政當局更換的“大選”，可以採取較超然的順勢而為的立場，無需一定要在選舉中協助特定參選人勝選，而是更多關注勝選率較高的一方，與其保持接觸與溝通，明示美國的意志、規範其未來相關政策。2000年主張“台獨”的陳水扁勝選後提出“四不一沒有”，2008年當選的馬英九當局強調推行“不統、不獨、不武”政策，2016年取得執政權的蔡英文當局反復強調“維持現狀”，都與美國選前選後施加影響有關。總體看，美國介入台灣“大選”是公開的，而重點更多集中在提前對當選人尤其是新執政當局的相關政策加以影響與規範，使之符合美國的台海利益。
日本是另一個明顯具有介入台灣“大選”意願的外部力量。與美國相比，日本不僅將台灣作為對華戰略的重要籌碼，而且更重視台灣對於日本戰略安全的重要意義。日本基於地緣政治思維，對於台灣與大陸分隔狀況的改變始終保持高度警惕，對於台灣一旦與大陸統一勢必對日本安全構成所謂威脅抱有極深的憂懼。而且隨著中國快速崛起、中日競爭加劇，這一憂懼進一步增大，阻撓中國統一在日本對台政策中的位置也在不斷前移。
近20多年來，台灣島內政治社會生態變化、“台獨”勢力擴大、民眾“台獨”意識抬頭、分離意識增強，讓日本看到從台灣內部阻撓兩岸實現統一的機會與可能，支持、扶助島內分裂勢力成為日本基於其國家利益的優先選擇。因此，在台灣“大選”中，日本每每偏向主張“台獨”的民進黨參選人，“扶綠抑藍”動作明顯。常見的情況有，日本通過給予到訪的藍、綠參選人不同的接待規格，表達日本對特定參選人的好惡。國民黨參選人馬英九2008年“大選”前訪日，日本即不予馬英九藉訪日拉抬聲勢的機會，並採取多種方式削減馬英九訪日對選情的正面影響。
相對於美國官方以公開宣示美國利益與意志的方式直接介入台灣“大選”，日本官方的相關動作較為謹慎、低調，但是每逢台灣“大選”，日本親台政治人物、親台右翼人士、親台媒體等卻都相當活躍，以表態支持特定參選人、參與其造勢活動、為其進行輿論造勢、拉票等多種方式介入其中。日本不具單獨支撐台灣維持與大陸不統現狀的能力，是否取得日本支持並不構成台灣主要政黨及其參選人打贏選戰的充要條件。但是日本因素深入台灣社會，在台灣社會具有不可小視的影響力，也是島內參選人極為重視的外部因素。總體上看，日本對於台灣“大選”哪個政黨獲勝的關注高於美國，偏向於“台獨”意識明確的政黨及其參選人是日本的基本取向。此外，日本因素較直接作用於台灣選民的情況也比較突出。
總之，美日將介入台灣“大選”作為確保台灣這一戰略棋子長期可用、好用的重要手段之一，這也是其不會缺席台灣“大選”的原因所在。
二、島内政黨及參選人都有爭取美日支持的高度需求
美國、日本出於各自利益考慮，均有介入台灣“大選”的強烈意願，但美、日因素得以在台灣“大選”中發酵並產生作用，除了美、日對台灣政治、社會具有較大影響力外，台灣島內主要政黨、政治人物在選舉中主動引入、利用美國、日本因素助選也是重要原因。
就兩岸關係、台灣政治現狀而言，島內任何政黨和政治人物，如果得不到美國的支持，在台灣島內得到充分發展乃至取得執政權將是十分困難的事。雖然，能否在“大選”中獲勝，起決定性作用的是可否取得島內多數選民的支持。美國作為外部因素，雖然不排除一定程度影響台灣民眾投票傾向的可能性，但卻無法完全左右台灣民眾投票行為。也就是說，任何一個參選人如若僅獲得美國的支持而無法取得島內多數選民的認可，仍無法當選。但是，如果得不到美國的支持甚至遭到美國的反對，那麼當選的幾率則必然降低。
最近的實例是2012年“大選”，美方不僅在蔡英文訪美國後，由不具名的資深官方出面表示，蔡英文提出的對兩岸關係的保證過於空泛，以致華盛頓無法安心，明確表達對蔡的不信任。選舉前夕前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處長包道格親赴台灣，以接受台灣媒體採訪的方式，強調美國認為蔡英文提出的“台灣共識”是不可能的事，“所以美方懷疑台灣共識代表的是蔡英文毫無意願與對岸達成共識”；如果馬英九當選，“會讓北京和華盛頓都大大松一口氣”。儘管美在台協會強調包道格的言論屬個人意見，不代表美官方政策。但是，包道格的特殊身份以及選前特別時間點發表言論，在台灣選民中產生包道格的態度代表美國意志的聯想並不足以為奇。這也正是民進黨將蔡英文大敗馬英九的結果歸咎於美國的原因所在，蔡英文甚至拒見選後到訪的美國在台協會主席薄瑞光以示不滿。正是這樣的政治現實，使得有意或確定代表各主要政黨參選的政治人物都以獲得美國首肯與支持作為參選的必修課。他們主動與美方聯絡、溝通，解釋在對美關係、兩岸關係等方面的基本立場和相關政策內容，聽取美方意見等，取得美國的認可與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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