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並不是指責哈格爾利用伊斯蘭國進行了一次不當的政治宣傳，他的反應可謂國防官員在毫無準備之下遭遇此等危機時的標準動作，而這危機也確實源自伊斯蘭國自身的崛起。對此，在不到一年前還覺得伊斯蘭國不入流的哈格爾及奧巴馬顯然沒有充足的準備，所以，他們想要借此激起恐慌，不無道理。
但是，與其說恐慌，媒體上的報道則更多的是困惑。正如《金融時報》25日的一篇文章寫道，“伊斯蘭國並不透明的架構為打擊這一組織形成了更大的挑戰。”也就是說，伊斯蘭國更具威脅的地方在於，它並不像基地組織那樣中央集權。華盛頓智庫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的安東尼.考茲曼（Anthony Cordesman）向該報指出，伊斯蘭國的權力分散於組織內部，組織成員可以自行採取激烈舉動。換句話說，如果伊斯蘭國好像前蘇聯那樣權力集中的話，媒體早就翻天似的散播恐慌，連篇累牘地報道該組織整體的存在性威脅了。
類似的，布魯金斯學會專家葛列格里•高斯（F. Gregory Gause III）25日的一篇文章不但絲毫不帶恐慌情緒，還推翻了哈格爾“超越一切”的宣言。他認為，伊斯蘭國是“新中東冷戰”的受益者，地區現有國家機關失去對邊境的控制，無力為居民提供有效服務和保護，彼此也無法形成共同的政治理念，才令伊斯蘭國有機可乘，趁此崛起。
但是，伊斯蘭國的崛起雖然印證了敘利亞及伊拉克當局的羸弱，卻未必使其真正強大或令人生畏。高斯續稱，在兇殘之外，伊斯蘭國並沒有地區或大國盟友的支持，更沒有公開的庇護國，它幾乎僅以搶掠和勒索保護金為生。該組織到目前為止最大的能力在於，“團結”世界上所有國家與之為敵，並讓如美國和伊朗這樣本可能成為盟友的國家更無法忍受對方。高斯預計，這種“團結”存在“並行而不相同利益”國家的手法，或將最終耗盡伊斯蘭國的氣力。
敵人確實存在，但“具有超力量的惡巫（boogeyman）”可沒有。任何人要是說反話的話，一定另有所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