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表示，理論上而言，在受影響地區生活的人民應當在沒有任何外界干擾的情況下，自主解決有關爭端；《聯合國憲章》也寫明，“公約各締約國應遵照《聯合國憲章》的規定，促進自決權的實現，並尊重這一權利。”但是，當中唯一一個問題在於，沒有任何人會“尊重”這項權利，更不用說“促進”了。
文章認為，政治領導人或多或少都無法履行這項義務，有其原因。首先，二戰之後，主要大國都在想方設法地保證國內穩定，並在《聯合國憲章》中加入了“互不侵犯邊界”的“矛盾性原則”，於是，任何有關自決權的論述也便有了現成有力的反駁理據。
其次，引入自決權條款時正值殖民體系瓦解之時，《聯合國憲章》的起草者當時考慮到非洲國家的因素，加上當時大部份殖民主義國家並不熱衷保留殖民地，這讓後者尋求自由的過程相對簡單。而且，當時也不會有人想到，如今的蘇格蘭或加泰羅尼亞地區會再次引發同樣的問題，或者出現烏克蘭頓巴斯（烏克蘭頓涅茨煤田的簡稱）、西班牙巴斯克地區及俄羅斯車臣地區等這樣類似的案例。
文章認為，當前世界秩序的根本問題在於因循守舊，體系過時而不愿革新。一個典型例子在於，二戰戰勝國繼續把持聯合國安理會，完全不顧各國財力增長及實力發展過後，已經大幅變化的世界新情況。
而不幸的是，聯合國的結構雖亟待修復，多國卻懼於作出改變，由此引發無數爭議，並可能因此動搖聯合國的根基。文章說，或許人們只有等到另一次世界大戰爆發過後，讓屆時的獲勝國再為僅剩的倖存者制定新的世界規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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