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此同時，中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在2014年超過了GDP，實現實際增長8.0%，達到約3245美元。此外，中國在去年創造了1070萬新的就業機會，將失業率維持在5.1%的合理水平。這兩項數據至關重要，只要中國繼續保持收入與就業增長，國家領導人就會有更大的政治空間，實施一些在2014年有所迴避且抑制增長、難度更大的改革。
正如我早前所言，經濟增速雖有所放緩，但北京當局還是應當讓人民銀行去具體制定緩衝措施，而不是注入新的財政刺激舉措。中國央行去年11月降息之後，中國國內貨幣環境依然緊張，而據彭博社提供的數據，中國在去年12月的貨幣狀況更是10年以來最緊張的一次。不過，這倒給了中國央行行長周小川相當的空間，在增速放緩的情況下微調中國經濟。據彭博社駐北京的亞洲經濟學家歐樂鷹（Tom Orlik）分析，鑒於中國當前健康的GDP增長及工業產值（去年12月同比增長7.9%），周小川在未來一到兩個月都不需急於放寬信貸。
不過，亮眼的數據下仍然不能否認的一點是：中國應該停止設定年度經濟增長目標。雖然2014年的實際增速只較去年全年目標少了0.1個百分點，但是，這樣預先設定的目標卻可能干擾當局的判斷，甚至引致不良行為。只要目標沒能達到，哪怕只是錯過一丁點，便足以攪亂市場和專家判斷，令當局制定年度數據時承受更大的壓力。同時，地方政府也隨之經受更大的下層壓力，或令地方經濟過度增長，以免拖累全國數據，進而抬升本就高企的地方政府債務占GDP比重（當前為約251%），令低效能、高污染的煙囪工業得以繼續苟存。
正如《經濟學人》雜誌亞洲經濟記者西蒙•考克斯（Simon Cox）所說：“中國並不需要通過高速增長來推動當局主要關注的高就業率，同樣的，如果中國有意改善環境的話，也不能再向過去那樣高速發展。”
一旦下狠功夫弱化國有企業的作用、遏制影子銀行借貸及改變以出口為動力的經濟增長方式，GDP就一定會受到壓制。出於維護社會穩定的考慮，中國領導人此前並不願意在以上幾個方面大刀闊斧地改革，但現在既然有數據顯示普通老百姓可以經受經濟增速放緩的考驗，中國領導人也應有更大的勇氣面對IMF的預期，在經濟改革上更有作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