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伊朗裔美國人全國理事會”負責人特里塔•帕爾西（Trita Parsi）曾在其書中令人信服地闡述以色列如何在1979年伊朗革命前後，特別是後期，以“權力平衡”的考量形成對伊朗的戰略傾向。在一眾最為傑出的國際關係學者中，已故結構現實主義理論派、《人、國家和戰爭》作者肯尼士•沃爾茲也提出過類似的理論。
對於伊朗強硬派基於意識形態的原因，對美伊兩國恢復友好關係心存疑慮的問題，已經有過很多的討論。但當前亟需加強探討的，則是伊朗的地區對手們為何對一份全面核協議或將為美伊兩國達成更加廣泛，即便是非正式的“大交易”鋪路而感到焦慮，特別是考慮到美伊兩國最近對伊斯蘭國在伊拉克的起亂一事同仇敵愾，並就中東事務走向“非敵非友”狀態。
一旦擺脫制裁，伊朗不但可能成為一個經濟大國，也可能成為一個操作空間不斷增大戰略地位不斷增強的地區強國。對反對者而言，核談判可能最終打破德黑蘭與華盛頓之間互不信任的隔膜，既是他們的最大擔憂，也是他們反對達成有關協議的主要動機。這也是魯哈尼政府和奧巴馬政府即將在各自國內面臨說服強硬反對派的艱巨任務的原因所在，畢竟，正如美國前眾議院議長蒂普•奧尼爾（Tip O'Neill）所言，“所有的政治都是地方政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