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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孫文學校進行二二八事件系列研究。(中評社 資料照) |
中評社台北3月6日電／今年是二二八事件70周年，孫文學校推出一系列“二二八真相大公開”專文，第七篇是針對二二八事件引發台灣動亂，行政長官陳儀是否一面談判，一面“請兵”，早就打定主意用鎮壓的方式處理進行探討。孫文學校認為，陳儀要求出兵是事實，但他希望和平落幕也是事實，目前並沒有證據顯示陳儀是用“緩兵之計”來面對“ 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 ”。
問：二二八事件引發台灣動亂，陳儀是否一面談判，一面“請兵”，早就打定主意用鎮壓的方式處理？二二八事件是否可能在“處委會”的運作下和平落幕？
答：坊間有關228的著作都將陳儀與民眾代表、台灣士紳、半山、“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簡稱“處委會”）進行談判，到談判失敗、國府派兵，這段經過，認為只是陳儀的“緩兵之計”而已，而“緩兵之計”也變成陳儀、國府的重大罪狀。認為陳儀是“緩兵之計”的理由有兩點，其一：陳儀、張慕陶再三向蔣渭川等人保證中央不會派兵。其二：根據3月6日《新生報》的報導，除嘉義外“許多地區的秩序，己在恢復當中，學者李筱峰即認為，這是“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處委會）及各地分會的組織及功能發揮，有以致之。”（李筱峰，《解讀二二八》。第140頁） 在陳翠蓮博士的《派系鬥爭與政治權謀》一書中更以“調兵、請兵，欺騙兩線並進”細數陳儀“緩兵之計”的罪狀。
我們先要了解一下228事件暴發後的台灣社會情形。在暴民終日嘯聚、打、砸、搶、殺的恐怖氣氛之中，政令不出長官公署大門，“處委會”人數、權力都急速的膨脹，全省陷入一種歇斯底里的瘋狂狀態。
許多學者認為和平談判可以成功，是根據《新生報》3月6日的報導，該報有下列報導：〔台北〕市內商店全部開市／文通恢復學校照常上課（一版）；台中市連日情況／市區秩序己恢復（二版）；台南市內已告平靜／軍民共同商洽處理辦法，花蓮民情極為平靜／軍隊自動撤回兵營／憲兵表示不干涉民間行動（二版）；彰化曾一度騷動／三日秩序完全恢復（二版）。
果真如此，整個台灣的動亂即將平息，而陳儀一方面安撫百姓，一方面請兵當然不應該。但是從“行政院”所公佈的報告中，了解《新生報》當天的報導除花蓮外，並非為真，事實上當時的情況是全台非但陷入一片混亂，而且在持續惡化。僅以台北、台中兩地為例即可證明《新生報》報導不實：台北方面：“3日至5日全省各縣市處委會成立後，長官公署權力已被架空。”（“行政院”研究報告－第66頁）；台中：“3月4日台中市官方機構大多為‘民軍’所接管。”（“行政院”研究報告－第88頁）“此外基隆官民衝突不斷，且有增高之勢（“行政院”研究報告－第139頁。）。嘉義、台南都有間歇性衝突（“行政院”研究報告－第103頁及111頁）。
從3月1日至3月6日的發展，無論從“處委會”的快速膨脹、變質，到整個台灣社會秩序的惡化，己經是不辯自明的歷史。從一些官方機構已被“民軍”接管，“長官公署”權力已放架空來看，官民和平談判的可能性幾已幾近於零。從以下各種資料分析，可以看出，即使再拖上一個月，和平解決的可能性已經微乎其微。台灣社會陷入一種結構性的混亂，已非幾個人可以和平處理。重要原因如下：
第一、台灣領導、半山，己經被暴民綁架，沒有人敢為國府講話，也沒有人敢提出理性的、可為雙方接受的條款，當時的民眾已經陷入一種歇斯底里的精神狀態心之中。
李翼中回憶當時“處委會”的情況：“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歷次集議，均為旁聽群眾所左右，失其自主動力，於是騷亂蔓延至中南部各縣市，焚如之禍成矣！”（“中央研究院”二二八輯選資料－第378頁）。
黃朝琴的回憶如下：“我辭別陳長官後，即赴中山堂，各界代表先在二樓小房間等候會齊，他們請我進去，我曾告知此事錯在取締私煙的人員擅自開槍傷及行人，我們應該冷靜處理本案，但在室外圍觀的民眾中有人大聲說‘黃朝琴是替政府說話的不要理他。’後開會時間到了，我們下樓看見李萬居、連震東兩人亦趕來，又有人在罵他們是政府的走狗，何必來參加，他們兩人聽了只好不參加回去了。…對此事大家冷靜處理，否則不可收拾；下面會眾大聲阻止我再說，故我無其他意見發表。”（《黃朝琴回憶錄》，龍文出版有限公司，第274頁。）
當時任鐵路管理委員會的徐鄂雲回憶“處委會”開會的情況：“…始則插嘴囂張，繼以人多口雜，喧賓奪主，會場秩序失控，轉而充滿戾氣。”（“行政院”研究報告－第422頁）
謝娥、蔣渭川、吳三連、林献堂，這些人原來都是台灣的領導階層，對群眾都有些影響力。但是在群眾瘋狂的情緒下，他們的影響力都打了折扣，他們也嘗試與民眾理性溝通，他都嘗試過要求恢復社會秩序，但是他們都失敗了。
第二、認同錯亂造成的反中情結：
日本據台50年，尤其是後期推動皇民化運動，不少出生在日據時代的青年自認自己是日本人，如戴國輝回憶兒時的認同問題：“我的父親為了給這位歸來的軍伕洗塵，特地請他到我家來吃飯。當天安排的客人，不是至親，就是好友，沒有外人，鄭重其事，目的是想聽聽這個故國劫後歸來的客人，報告他在廣東的所見所聞。我父親頻頻催促我說：‘明天早上要上學呢，早點睡吧！’可是，我這個小學五年級的小鬼，充滿著好奇心，實在不願意，拖延了好久，才勉勉強強爬上床，在那裡躺著，假裝腄著了。…慢慢地開始細訴日本兵在我們家鄉幹的種皇暴行，如何慘絕人寰，如何動人心魄，其中包括獸兵強姦了我們中國婦女之後，還用刺刀從陰部把她捅死！…當時，在蚊帳裡偷聽大人講話的我，突然爬起來，大聲說道：‘日本軍是皇軍，不會幹出那種壞事！’”（戴國輝，《台灣史研究－》，第100頁）。
因為家族利益接受皇民思想的士紳，認同日本，藐視中國，甚至不少知識份子也發生認同錯亂，如林茂生，林是日據時代第一名台灣博士，也是第一個擔任中學老師的台灣人。1920年天皇生日，林茂生在報紙發表“國民性涵養論”一文，以認同日本，作日本人為榮，指責拒絕皇民化的台灣人是“國家觀念皆無之台灣人”。此文一出受到台灣人強烈的批判，吳三連指斥他“晏然不知恥辱，何其醜態乃爾……殊令人驚愕不已。”黃玉齊天諷刺他“木本水源賣祖求榮…。”台灣的高級知識份子尚且如此，也難怪許多生在日據時代的青年人，認同日本自以為是日本人，如以百分之十計就有數萬人之多，這些人參加暴亂就是一股不小的力量。而在228中許多親日媚日的表現，令人當時經過八年浴血抗日的外省人震驚不止。也認為228的問題如惡化將涉及領土、主權問題，更何況有少數在台美國官員主張台灣交由聯合國託管，這是剛剛掙脫帝國主義侵略的主其事者所難以容忍的。認同的歧異是228事件一發不可收拾的重要原因。
第三、陳儀無條件釋放暴民，允許成立“處委會”，讓民眾認為當時的政府與官員是屈服於暴力，這使得“處委會”變成一個幾乎半合法的反叛團體。
“處委會”成立的目的原意是解決227因為緝私煙而發生的偶發事件，但是“處委會”在一批政治野心家、暴民操弄之下快速質變，“處委會”變成一個不倫不類的機構，到後來把成立的宗旨完全拋諸腦後。“處委會”的成員分子複雜，其心各異，後來的發展變成誰也控制不了的怪獸。所以即使“處委會”簽訂了和平協議，以“處委”會分子之複雜、派系之多之不團結、組織之鬆散，“處委會”連恢復社會秩序的能力都沒有，遑論其他。
細查當時陳儀在3月6日以前僅與蔣做過二次電報，一次書面報告，其中都沒提到派兵乙事，陳儀對蔣介石要求派兵，僅見諸於3月6日對蔣的228報告。至於蔣決定派兵應該是綜合許多單位對蔣的報告後做出的判斷，蔣決定派兵之前所接獲台灣重要情資如下：一、保密局2月26日日；二、陳儀呈蔣，2月28日；三、張司令鎮呈蔣3月5日電（“行政院”研究報告－第27－28頁）；四、桂永清呈蔣3月5日電；五、中統局呈蔣三月六日（文献會228－第3頁）。以上各電報的內容均在強調台灣情勢之嚴峻。
蔣之決定出兵是根據許多情報做出的判斷，陳儀開始並不打算調兵來台，而且企圖透過台灣士紳、透過處委會大事化小。假如一開始就是以出兵為原則，緩兵為計的念頭，不可能到今天都找不到白紙黑字的證據，因為228在當時國府的認知，無論是中央、無論是長官公署，都認為228是一場動亂，甚至是叛亂，出兵的理由是依法“平亂”。平亂的理由已經一大堆，而沒有偷偷摸摸、隱匿檔案的必要。
我們檢視所有陳儀與中央及蔣之函電，以及長官公署所有會議紀錄，甚至陳儀與部下會談內容，都找不到一點“緩兵之計”的蛛絲馬跡，“緩兵之計”在戰時在對於對付敵人的時候絕對不是罪狀，絕對沒有保密或銷毀檔案的必要，至於陳儀在3月6日呈蔣的報告中云：“…此次事實不止違法顯然系叛亂行為，自應嚴加懲治，惟本省兵力十分單薄，各縣市同時發生暴動，不敷應付…。”顯係卸責之詞。因為在7日處委會交給陳儀42條之前，陳幾乎是有求必應，對民間領袖沒說過一句重話。到了6日（或5日）發現和平無望，決定請兵，到了7日看到“處委會”的42條更勃然大怒，將42條擲出三尺以外，轉身離去。“處委會”才驚覺，他們闖了大禍，乃要求更正42條，取消要求“國軍繳械”等條款。但為時已晚，悲劇已經無法避免。
陳儀非但膽小怕事之輩，一開始陳絕對有和平談判之誠意，到了5日（或6日），發覺事不可為，乃決定請兵。到7日與“處委會”決裂，其間有三日。在要求派兵之時，仍希望與“處委會”做最後努力，何罪之有，又豈可以“緩兵之計”來為陳儀及國府定罪？
以目前的資料看來，我們可以得到兩個看法：一、在認同分歧及有心人士煽動之下，228事件的悲劇似乎一發不可收拾，和平落幕似乎不容易。這是歷史的不幸。二、陳儀要求出兵是事實，但他希望和平落幕也是事實，目前並沒有證據顯示陳儀是用“緩兵之計”來面對“處委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