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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很多民眾對電信詐騙犯在大陸被判刑表示贊同 |
中評社╱題：兩岸交流中的台灣民意轉變與融合發展前景 作者：仇開明（北京），海峽兩岸關係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員；徐家勇（北京），海峽兩岸關係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
前言
自1987年11月始，兩岸隔絕狀態被打破，開啟交流交往，至今已達30載。30年來，兩岸經濟社會交流往來經歷了從無到有、由少到多、從間接到直接、從單向到雙向的不斷擴大和深化的過程，尤其是2008年後兩岸關係開創和平發展新局面，形成了全方位、寬領域、多層次的格局。但是，我們也應看到在兩岸交流過程中，由於雙方存在的固有矛盾分歧尚未解決、體量大小懸殊、發展路線差異等因素影響，台灣民眾對兩岸交流的態度經歷複雜變化。近些年來，島內“台獨”勢力為一己之私，大肆操弄和裹挾台灣民意，以謀求政治利益。民進黨再度執政後，對外陷於冷戰思維和地緣政治舊格局，對內則試圖切割兩岸之間日益緊密的聯繫，違逆兩岸關係發展潮流。然而，日益緊密聯繫的兩岸關係正在證明台灣前途繫於兩岸關係發展，如果民進黨及“台獨”勢力不改弦更張，其選擇的路線終將無法持續下去，並被覺醒奔湧的民意洪流所翻轉吞噬。兩岸各界大交流，兩岸經濟、社會、文化聯繫達到前所未有的水準，符合兩岸同胞的共同利益，在此基礎上推動的兩岸經濟社會融合發展已是大勢所趨、人心所向，不會因“台獨”勢力的阻撓而止步，歷史將證明其擁有越來越光明的前景。
兩岸交流30年推動兩岸聯繫
達到前所未有水準
（一）30年來，兩岸經濟合作取得突破性進展，兩岸經濟互利互補格局基本形成。
1、兩岸經濟交流合作從開始的零星、間接的貿易和投資逐步走向機制化、常態化。兩岸經貿交往初期，其主要形式是經由香港進行的轉口貿易，以及由轉口貿易帶動的台商對大陸零星投資和海上小額貿易。1987年11月，兩岸隔絕狀態被打破後，兩岸經濟交流合作隨之發展起來。尤其2008年5月兩岸關係進入和平發展局面後，開始了兩岸經濟合作制度化的進程。2010年6月，海協會與台灣海基會簽署《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ECFA），構建了兩岸經濟合作機制化平台，將兩岸經濟合作推向新階段。30年來，兩岸經貿往來總體處於增量過程中，貿易結構漸趨優化。台商對大陸投資勢頭不減，台商投資日益呈現產業廣泛化、類別多樣化、經營形態多元化、地區分佈擴展化、規模大型化等新特徵。兩岸一般貿易比重持續上升，加工貿易比重有所下降。2016年兩岸貿易額達1796億美元，大陸對台逆差988.6億美元。台灣是大陸第七大交易夥伴和第六大進口來源地，大陸是台灣最大的交易夥伴和貿易順差來源地。
2、在兩岸經濟合作發展過程中，大陸方面在其中發揮了更多的推動與支撐作用。改革開放之初，大陸勞動力眾多，生產要素價格頗低，生產力水準不高，急需大量資金和先進的技術、管理來提升生產能力，而此時的台灣正好能與大陸經濟實現互補，通過借助大陸的勞動力資源和低廉的加工成本，以及土地等優惠政策，將大陸作為重要的海外生產市場，從而實現產業轉型。新世紀以後，特別是2008年至今，隨著大陸實力不斷增強及兩岸大交流時代的來臨，兩岸經貿聯繫更加密切，台灣對大陸的出口和投資快速增長，以大陸為平台的經濟融合進程加快。在兩岸經濟關係發展的不同階段，雖受益主體發生變化，但兩岸貿易、投資等經貿往來呈現出的“來多去少”不平衡現象並未改變。正是這種兩岸經貿關係的失衡，使大陸成為兩岸融合發展的主要支撐。總的來說，大陸率先採取單方面開放的政策，以先行帶動後進，促進台灣緊隨其後，打開了融合的大門。大陸的龐大市場是吸引台灣經濟的利基，在兩岸經濟融合發展中發揮了基礎性作用。
（二）30年來，兩岸社會融合進程加速，兩岸同胞利益更加緊密地結合。
1、兩岸交流往來蓬勃發展，加深了同胞感情。兩岸民間各領域交流合作歷經從開始的單向交流往來到雙向交流往來再到逐步形成兩岸人民大交流格局的發展過程。2008年兩岸直航、通郵全面啟動，大陸居民赴台旅遊從無到有、快速發展，使兩岸人民尤其是基層民眾交流更加熱絡，形式不斷創新，內容日益豐富，遍及經濟、文化和社會生活的廣泛領域。兩岸形成大交流、大合作、大發展的格局，增進了兩岸同胞的親情和福祉。從1988年至2015年，台灣同胞來大陸，從45萬人次增加到549萬人次；大陸居民赴台，則從幾百人次增加到435萬人次。2016年受到台灣政局變化等因素影響，大陸居民赴台旅遊從2008年開放以來首次出現下降，但兩岸人員往來仍達到939萬人次。往返於兩岸之間的人員，30年來累計達1.23億人次。今天，兩岸交往領域之廣、社會聯繫之密、利益交融之深，前所未有。大批台灣同胞開始在大陸求學、生活、工作，陸客、陸生、陸配等也進入台灣，這種全面性的兩岸民間社會雙向交流格局，使兩岸社會的互動與融合更加多元，根基更為牢固。越來越多的兩岸同胞尤其是台灣同胞深切感受到，通過交流交往，增進相互瞭解、擴大共同利益，有利於拉近心靈距離、融洽同胞感情、深化對兩岸命運共同體的認知，有利於維護台海穩定、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實現兩岸同胞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兩岸交流30年彙聚起的民意共識，形成了支撐和推動兩岸關係向前邁進的強大力量，民間社會雙向交流成為兩岸社會融合發展的根本動力。
2、兩岸社會、民生各領域交流與合作規範逐步確立，兩岸交往內涵日趨豐富。20世紀90年代初，兩岸分別成立了各自授權的民間團體海協會與海基會。1992年11月，兩會達成各自以口頭方式表述“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共識，後被稱為“九二共識”。1993年4月，海協會會長汪道涵與台灣海基會董事長辜振甫首次在新加坡舉行商談，簽署了4項協議。2008年6月，兩會在“九二共識”基礎上恢復商談。2008年至2015年8月，兩會先後舉行了11次會談，簽署了23項協議，涉及食品安全、船員勞務合作、農產品檢疫檢驗、計量檢驗認證、知識產權保護、醫藥衛生、核電安全、氣象地震監測、民航飛安與適航、避免雙重課稅及加強稅務合作等多個領域，並達成諸多重要共識，在相應領域構建起資訊通報與交換、業務會面與合作、管理與保護、人員交流與互訪等方面的規範以及重大、突發事件協處等制度化合作機制，拓展了兩岸交流合作領域，增進了兩岸同胞福祉，推動了兩岸經濟社會健康發展。
台灣民意對兩岸交流出現徘徊與遊離心態
30年來，兩岸經濟社會的交流合作促使兩岸聯繫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水準。但在兩岸打破隔絕狀態的同時，台灣當局解除“戒嚴”，開放“黨禁”“報禁”，台灣政治發生自1949年以來的最大變化。在台灣政治開始向西方政黨政治轉型的背景下，民主化、本土化不斷推進，島內民意在“台獨”勢力長期操作下形成的“台灣主體意識”高漲，對兩岸關係發展造成一定干擾。
一方面，經過長期實踐探索，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成為兩岸同胞的主流民意，尤其給台灣同胞帶來很多實實在在的利益，受到台灣民眾的普遍歡迎。這一點自2008年以來已經得到了諸多民調的驗證，甚至民進黨在其話語體系中也不得不改變了反對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論調。2016年民進黨再次執政後，其兩岸政策導致陸客大幅減少並使島內觀光服務業受到巨大衝擊，備受台灣民眾的質疑和不滿，島內社會民意更認識到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對台灣社會發展之必要與可貴。
另一方面，台灣政治轉型帶來所謂“本土化”進程對島內民眾的政治認同產生重大影響，“台獨”勢力在島內急劇擴張。近年來兩岸關係的快速發展被島內綠營勢力操作，造成台灣民眾心態上的一些疑慮和失衡，突出表現在：一是大陸崛起及兩岸關係發展帶來對台灣的磁吸效應，對所謂“台灣主體性”的衝擊引起台灣民眾的焦慮與不安心理；二是台灣社會貧富差距的擴大和新世代的“相對剝奪感”，被“台獨”勢力操作成歸咎於兩岸關係發展。以最重要的兩岸經濟交流為例，大陸已從過去的被動方、受惠方變成主動方、施惠方。從結構上看，大陸從生產基地變成消費市場；從路徑上看，大陸從引進者變為合作者，其本質已是輸出者；從關係上看，台企與陸企一起或借助大陸走向國際市場和區域經濟整合的趨勢顯著增強；從需求上看，大陸對兩岸經貿的剛性需求趨於下降，而台灣則趨於上升；從影響上看，大陸宏觀經濟政策對台灣經濟影響力趨於擴大。隨著大陸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步伐進一步加快，綜合實力繼續上升，“五位一體”總體佈局和“四個全面”戰略佈局持續推進，台灣在兩岸交流中面對大陸崛起的進程仍將經歷一段心理調試期。而近年來台灣社會貧富差距拉大並未有效遏止，仍然存在綠營勢力刻意操作的空間，尤其是台灣社會弱勢群體、青年群體更易於陷入民粹化裹挾，成為干擾兩岸交流合作的力量，也可能被操作成為政黨政治競爭的議題，影響政治進程。
“台獨”勢力變換手法操弄裹挾台灣民意
在台灣社會民意發生複雜變化的情況下，台灣政黨政治中的選舉動員模式從過去以統“獨”、省籍、族群動員為主軸轉為訴求社會公平正義的“階級動員”，並與“國家認同”問題相互交織，綠營對兩岸交流進行“汙名化”政治操作。以2014年“太陽花學運”為標誌，島內民粹主義抬頭，民進黨借勢操縱選民情緒，獲取政治利益。
近年來，受全球金融危機、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存在的固有矛盾等因素影響，資本主義國家和地區普遍突出存在貧富差距擴大、青年失業率居高不下、薪資停滯、發展前景暗淡等現象，台灣也不能置身事外。但台灣綠營勢力將其與兩岸關係聯結起來，將矛頭對準大陸，既指責兩岸交流削弱台灣的“主體性”，又將貧富差距擴大的責任推卸給大陸，從而加劇台灣社會“恐中”、“反中”情緒，在島內將國民黨打成“既傾中賣台又代表資本權貴”的政黨形象，從而為民進黨的上台和執行“台獨”路線鋪路。
民進黨再度執政後，繼續落實它在選舉中所確定的路線，主軸是試圖切割兩岸、遠離大陸，主要表現在內外兩方面。對外，“倚美日、抗大陸”，推動“新南向政策”試圖減弱對大陸的經貿依賴；對內，不斷推動“去中國化”等“柔性台獨”活動，採取措施限縮兩岸交流，千方百計在政治、經濟、歷史、文化等各領域弱化兩岸聯結。台當局還以兌現承諾為名塑造其代表弱勢、追求所謂“公平正義”的形象，採取一些激進的“改革”措施，如“一例一休”、“年金改革”，試圖以“均貧富”手段滿足民粹訴求。以上種種政策操作，反映了台灣當政勢力對台灣民意嫺熟操弄，其路徑和軌跡顯示其出發點完全是服務於其黨派的自身利益，而不是台灣民眾利益和台灣經濟的迫切需要。
兩岸經濟社會融合發展歷史潮流不可阻擋
蔡英文當局的政策實際上限縮了台灣的發展選項，試圖在各方面弱化兩岸之間的聯結，甚至為“台獨”進行各式各樣的準備。但30年的兩岸關係發展歷程證明民進黨這樣的路線選擇從根本上違背台灣民眾要和平、求發展的願望，違背兩岸關係發展的潮流趨勢，終究是無效的、徒勞的。通常所說兩岸關係發展“大勢”與台灣內部認同“小勢”，在現階段同時作用於台灣社會，呈現拉鋸狀態，但“小勢”終究擰不過“大勢”。其結局只有兩種選擇，要麼調整路線，要麼自己品嘗自己製造的民粹苦果。民調顯示，不足一成台灣青年對台灣未來樂觀。操弄不可持久，幻影終被識破。由於台灣經濟低迷和就業前景暗淡，隨著大陸進一步落實“惠台青創”政策，台灣青年到大陸實習、工作或創業人數持續增加，這些台灣青年在西進的過程中將進一步認識大陸、發現大陸，台灣民意終將掙脫操弄與裹挾的束縛，逐步回歸其本來面目。
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那樣，“隨著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不斷取得新的成果，相信一定會有越來越多的台灣同胞認識到，台灣的前途繫於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繫於中華民族偉大復興。”30年來，兩岸同胞在經濟合作中擴大了共同利益，在文化交流中增強了精神紐帶，在直接往來中增進了彼此感情，大陸對台灣民眾的吸引力持續增強，在大陸工作生活的台灣民眾人數日益增多，大陸針對台灣民眾的便利化與優惠措施越來越完善，廣大的台灣同胞正不同程度地參與到兩岸經濟社會融合發展的事業中來，為進一步深化兩岸經濟社會融合發展奠定了紮實的基礎與條件。30年的發展歷程告訴我們，深化兩岸經濟社會融合發展，推動兩岸各領域交流合作，受到兩岸同胞普遍歡迎，符合時代發展進步潮流，是台灣民眾追求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完全符合中華民族整體利益，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必將展現越來越光明的前景。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17年12月號，總第240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