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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因素對台灣選舉的影響及思考
http://www.CRNTT.com   2020-04-25 00:17:23


表1:2016-2018年亞洲“四小龍”經濟表現比較
  中評社╱題:經濟因素對台灣選舉的影響及思考 作者:鄧利娟(廈門),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教授、國台辦海峽兩岸關係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

  蔡英文執政第一個任期內,台灣社會仍處“悶經濟”窘境,但2020台灣大選結果卻是蔡英文高票連任。在各種複雜的影響因素中,經濟因素本身的影響也不能忽視。一是青年選民對低迷經濟感受不深;二是選前當局大肆政策買票達成經濟利誘;三是當局極力美化經濟形勢誤導民眾。鑒於台灣經濟與大陸對台經貿政策關係密切,新形勢下,大陸出於反制“台獨”的戰略需要,必須調整對台經貿政策:其一,有針對性地調整大陸惠台經貿政策;其二,在市場原則下推動兩岸經貿關係發展。

  影響選舉結果的因素無疑是多方面及複雜的,但其中經濟因素應是基本性的因素,台灣2020大選也應不例外。但選舉結果蔡英文高票連任,其原因絕不是因為如其所稱“台灣經濟目前處在過去20年來的最好狀態”,①客觀事實正相反,蔡英文執政第一任期內,“悶經濟”依然嚴重困擾著台灣。那麼,為何台灣大選結果會違背“選舉終究決定於基本面”②這一常理?除了各方討論較多的內外環境因素及民進黨當局的政治與意識形態操作外,經濟因素本身究竟對這次台灣大選產生了怎樣的影響,也是值得深思的問題。

  一、台灣社會持續受困於“悶經濟”

  自21世紀以來,台灣經濟發展便陷入長期低迷的困境。2016年民進黨重新上台執政4年來,雖然隨著全球經濟的變化,台灣經濟的若干指標有所改善,但因島內政治與經濟結構性的問題依然存在,台灣社會總體上仍無法擺脫多年來的“悶經濟”窘境。回顧4年來台灣經濟的發展狀況,以亞洲“四小龍”其他三個國家及地區作參照,大致可分為兩個階段來觀察。

  (一)2016-2018年的台灣經濟

  全球經濟自2016年下半年起逐漸復蘇,對外向型的台灣經濟產生了一定刺激效果,使長期低迷的台灣經濟景氣出現好轉,但力道十分脆弱。據台灣“主計總處”統計資料,2016年台灣經濟增長率為1.51%,2017年回升至3.08%,2018年又下降為2.63%。這個階段不論從縱向或是橫向比較,台灣經濟都表現得十分“平庸”。

  其一,台灣這三年的增長低於自身21世紀以來平均經濟增長水平。2000年至2015年,台灣GDP年平均增長率為3.6%,這期間台灣曾經歷了兩次全球性的經濟不景氣:2000年發生的全球性網絡泡沫,2008年底爆發的全球金融危機。

  其二,台灣經濟增速連續三年都低於全球經濟平均增速。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資料,2016年全球經濟增長率為3.2%,2017年達3.8%,2018年為3.7%,對此情勢,就連島內親綠的媒體《自由時報》社論都急呼要重視“台灣長期落後全球經濟成長率的警訊”。③

  其三,台灣經濟在亞洲“四小龍”中連連敬陪末座。如表1所示,2016-2018年,台灣的經濟增長率與人均GDP均落後於新加坡、韓國及香港。以2018年為例,新加坡、韓國及香港的經濟增長率分別為3.2%、2.7%及3.0%,台灣2.6%墊底;人均GDP方面,台灣則更顯落後,台灣人均GDP為25004美元,而新加坡、韓國及香港則分別為62504美元、31670美元及48872美元。

  (表1:2016-2018年亞洲“四小龍”經濟表現比較)

  (二)2019年的台灣經濟

  進入2019年後,中美經貿對抗持續升級,國際政經形勢發生巨大變化,全球許多國家或地區經濟增長備受衝擊,而台灣則因所謂“轉單效應”及“台商回流”促成民間投資增加,成了中美貿易戰的意外“受益者”。④按台灣“主計總處”的最新概估(2020.1.21),全年經濟增長率為2.73%,不僅高於原預估數,還逆轉為“四小龍”中相對最高的經濟增長率(韓國1.9%,新加坡0.7%及香港-1.3%)。儘管如此,台灣並沒有擺脫“悶經濟”的窘境。

  一是,台灣經濟增長2.73%,仍低於全球平均經濟增長3%(IMF),人均GDP概估為25917美元,仍遠低於新加坡、韓國及香港。

  二是,2019年12個月中台灣有9個月出口貿易額為負增長,全年出口額3293.35億美元,較2018年衰退1.4%。其中,對占台灣出口40.1%的大陸市場(含香港)的出口1322.28億美元,較2018年衰退4.1%。

  三是,2019年台灣股市在大型科技股強勁增長及充足的國際資本拉動下,股價指數突破12000點,創歷史新高,但因台灣股市結構性的問題,⑤股市萬點行情對島內民間消費刺激作用十分有限,2019年民間消費仍維持2.15%的低增長水平。

  四是,2019年在中美貿易戰引發的全球產業鏈重組過程中受惠的僅是台灣少數的電子資訊大企業的生產與出口,如台積電、聯發科、大立光、鴻海等,而其他多數產業特別是傳統產業的出口則是普遍衰退,如化學品出口為-15.7%;塑膠、橡膠及其製品-10.7%;紡織品-8.9%;基本金屬及其製品-11.6%;機械-8.2%。⑥

  此外,台灣“國發會”每月發佈的景氣對策信號亦可佐證2019年台灣經濟景氣仍處低迷狀態。2019年1月至10月,景氣燈號連續10個月亮出代表景氣“轉向低迷”的黃藍燈。11月及12月總算出現代表“景氣穩定”的綠燈,但在其九個項目構成中,11月就有5項仍是黃藍燈、1項是代表“景氣低迷”的藍燈;12月仍有2項黃藍燈、1項藍燈。⑦

  綜上,在蔡英文執政的第一個任期四年,特別是2019年,藉助國際政經環境的一些有利因素,台灣經濟的若干指標有所改善,但總體上台灣社會持續處於“悶經濟”的窘境中。而台灣無法擺脫低迷經濟的最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蔡英文當局4年來的施政,都是以政治為優先、以意識形態為主導,衹“拚政治不拚經濟”,特別是,不顧大陸是台灣最大市場的客觀事實,不斷升高兩岸對抗緊張氣氛,妨礙兩岸經貿關係的發展,嚴重傷害了台灣經濟正常健康的發展。⑧

  二、“悶經濟”下的台灣2020大選

  與主導台灣2018年“九合一”選舉的是經濟民生議題不同,2020年大選則是個明顯“缺乏經濟議題的大選”⑨。大選結果也是沒有經濟施政成績的民進黨候選人蔡英文以817萬票、得票率57.13%高票獲得連任;而高舉“台灣安全、人民有錢”大旗的國民黨候選人韓國瑜則是以552萬票、38.61%的得票率敗選。大選的結果之所以會這麼嚴重背離經濟這個基本性的因素,固然有複雜的內外環境因素及民進黨當局成功操作主導大選的議題等因素,但不應忽視的是經濟因素本身也是造成這種結果的重要原因。

  (一)青年選民對低迷經濟感受不深

  關於大選結果影響因素,選後有各種分析與解讀,而共識度較高的一個結論就是青年選票是蔡英文高票連任的關鍵。從選舉結果來看,國民黨和民進黨的政黨票分別為472萬票及481萬票,二者相差不大,一般認為,政黨票就是藍綠兩黨的基本盤。這樣,在基本盤之外,政黨忠誠度不高、藍綠色彩不濃的青年選票就成了左右選舉的關鍵。曾任親民黨文宣部副主任的吳昆玉,運用人口結構和民調估算的結果是,40歲以下的青年選票約有509萬票,蔡英文獲得其中7成選票,就得到356萬票;而韓國瑜與宋楚瑜加起來大約3成,153萬票。⑩另按台灣“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的學者選前進行的調查分析,同樣發現“青年崛起”是蔡英文高票連任的關鍵之一。其選前民調資料顯示,在40歲以上的選民當中,有54%支持蔡英文,這與整體選民比例沒有很顯著的差異。但在40歲以下的選民中,有72%的青年世代傾向投票給蔡英文,支持韓國瑜與宋楚瑜者加起來是28%。⑪

  大量青年選民選擇支持蔡英文連任固然有很強的內外政治與意識形態因素,但同時與台灣低迷的經濟對他們衝擊並不明顯也有密切關係。一方面,作為東亞經濟“模範生”的台灣,大約是在進入21世紀後經濟發展處於持續的低增長甚至負增長,即進入所謂“悶經濟”階段,而這些出生於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之後的青年人,這時候大約20歲左右,正是開始有政治意識並參與政治的年齡,他們對台灣經濟環境轉折性的變化難有深刻的體驗,甚至對“悶經濟”狀態已習以為常。另一方面,雖然近20年台灣經濟增長遲緩,但以往較快的經濟發展使台灣社會尚有較充裕的物質積纍,在此環境裡成長的部分台灣青年人養成了所謂“小確幸”的生活態度,他們不必擔憂景氣低迷找不到工作或者薪資低下,靠著家中長輩積蓄的支援,依然可以衣食無缺。正是在此背景下,這些年輕人才會容易在民進黨當局在各方面強勢操作下,認同所謂“顧主權”遠比“拚經濟”重要。

  事實上,也並非所有台灣年輕人都對台灣的“悶經濟”,特別是長期存在的薪資停滯不前、高房價、高婚育成本等這些攸關他們切身利益的經濟議題“無感”。2018年“九合一”選舉時,台灣社會氛圍普遍對蔡英文執政下的民生經濟不滿,年輕人同樣也對蔡英文沒有兌現其2016大選時對年輕世代的承諾感到不滿。2020大選,雖然年輕世代是蔡英文獲得高票的主要來源,但執政的民進黨獲得的政黨票比率卻從2016大選時的44.0%大幅下降至33.98%,這顯示年輕世代仍然對民進黨執政的現況感到不滿。但他們畢竟對“悶經濟”的感受不及父輩們感受得深刻,從而導致他們的政治傾向容易搖擺不定。

  (二)選前當局大肆政策買票達成經濟利誘

  經濟施政不力無疑對大選是不利影響因素,為降低這種影響,從2018年“九合一”選舉民進黨大敗起,蔡英文當局便憑藉公權力及所掌握的經濟資源,大肆政策性買票,以短期的經濟利益誘騙選民的支持。具體操作,從打算用400億元新台幣的超徵稅收來發紅包給全台民眾,到一系列減稅撒錢措施,可謂琳琅滿目,不勝枚舉。至2020大選前幾個月,當局更是密集出台“選舉利多”政策,毫無顧忌地進行政策買票。⑫

  1.採用大量“補貼”措施掩飾景氣低迷的窘境。

  在“悶經濟”下,台灣旅遊業及相關行業可謂最典型的“慘業”。從2019年9月起,蔡英文當局密集出台相關補助措施。如,“第二波擴大秋冬國旅補助方案”,包括“搭高鐵送住宿”、“逛夜市補助兩百”;“百億融資”紓困方案,協助旅遊住宿業者應對低迷景氣;10月起對遊覽車業減徵一年汽車燃料費,等等。此外,當局還採取控制公用事業費用價格的做法,來暫緩低迷經濟狀態下民眾的生活負擔,如,不顧“台電”大量虧損的事實,在9月出台“凍漲電價”的電價調整方案;面對公路客運成本上漲壓力,“交通部”原本核定調漲運費17.2%,但最終卻決定“凍漲票價”,業者的損失由“交通部”補貼。

  2.向年輕人等特殊群體進行針對性經濟利誘。

  年輕人是蔡英文當局爭取選票的最重要對象,拉攏措施主要有:一是急速通過調整基本工資方案,2019年8月14日“勞動部”決議基本工資月薪從現行新台幣23100元調至23800元,漲幅3%;時薪則由現行150元調升至158元,漲幅5.33%。二是8月開始實行新制育兒政策,2到4歲的育兒津貼,每胎每月補助2500元;兒童上準公共幼稚園,每月繳費不超過4500元;10年以上娃娃車換新,當局補助每輛30萬元。三是“內政部”從9月起開辦針對20到40歲的單身青年、新婚家庭或育有未成年子女家庭的“租金補貼”,每月可補貼2600元至5000元不等。此外,老年人也是當局政策買票的重要對象。“農委會”在選前放寬農保的資格,並宣稱要推動“農民退休制度”,讓農民除老農津貼外還可另外領取退休金。

  3.濫開公共建設項目的選舉支票。

  台灣高鐵南延一事在島內討論多年,因建設工程支出金額龐大、成本回收困難及預期外溢效益有限等原因,一直爭議不休而無法定案。然而,在臨近大選的2019年9月10日,“行政院長”蘇貞昌赴屏東時突然宣佈高鐵將延伸到屏東,一時引發各方驚訝與質疑。而“交通部”在事後(27日)才急忙審查高鐵南延屏東案,開始準備可行性評估報告。這是典型的行政決策在先、專業評估在後的選舉支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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