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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開大學台灣經濟研究所所長曹小衡 |
中評社北京4月29日電／過去30年海峽兩岸經濟合作快速增長是建立在大陸經濟高增長、低效率、大投資為特征的舊增長模式基礎上。當前，舊增長模式的退出已成定局，而以高效率支撐的中速增長的經濟新常態發展模式開始啟動。這對深化兩岸經濟合作既有新的挑戰也有更大機遇和動力，如何順應新局，升級兩岸“命運共同體”基礎、盡快啟動兩岸經濟合作新常態，成為深化兩岸經濟合作新課題。
一、兩岸經貿合作進入新常態
首先，從海峽兩岸經濟合作的規模維度看，已進入新的階段。在兩岸貿易合作方面，2001年至2014年台灣對大陸出口占台灣總出口的比重、台灣自大陸進口占台灣總進口的比重、台灣對大陸貿易額占台灣總貿易額的比重分別從2001年的3.9%、5.5%、4.6%上升至2014年的26.2%、17.5%和22.1%。自2003年始，中國大陸一直為台灣最大的貿易夥伴、第一大出口目的地和最大順差來源地。在兩岸直接投資方面，自2002年台灣對大陸投資占台灣對外投資的比重過半，達到53.4%以來，自此，該比重一直保持在50%以上。截至2014年12月底，大陸累計批准台資項目92336個，實際使用台資611.5億美元。另外，自2009年6月台灣開放陸資赴台投資以來至2015年1月，台灣累計核准陸資赴台投資件數為631件，核准投資金額共12.46億美元。
其次，從兩岸經濟合作制度維度看，已搭建了兩岸特色的制度性框架。2008年以來，兩岸簽署了包括ECFA在內的21項相關協議，在兩岸貨物、服務和要素流動的需求快速增加的基礎上，共同搭建經濟一體化制度框架，開始了推動兩岸貨物、服務和要素流動方面的無障礙化進程。具體而言，第一，在兩岸貿易合作制度化方面，納入ECFA早收計劃的806項產品在2013年1月1日已經全部降為零關稅；第二，2012年兩岸簽署“海關合作協議”，進一步健全了兩岸貿易的自由化與便利化機制；第三，在兩岸投資合作制度化方面，2012年8月兩岸簽署“海峽兩岸投資保護和促進協議”，一改兩岸就赴對方投資以及吸引對方投資等事宜各自單邊立法的現狀，明確了雙向投資正常化與自由化的大方向。
再次，從兩岸經貿合作的產業維度看，兩岸產業合作已開始進入操作階段。截至2014年底，兩岸產業“搭橋專案”項目，已舉辦了57場“搭橋”會議，逐步形成“一產業一平台”的合作模式，提供了兩岸產業合作與交流，兩岸產業、企業的直接對接提供了平台。此外，依據ECFA，兩岸組織建立了“兩岸經濟合作委員會”，並在這一委員會下建立了兩岸產業合作小組、兩岸產業“搭橋專案”、“兩岸產業合作論壇”以及“兩岸產業合作共同意見”等組織與政策為平台的產業合作機制，為促進兩岸產業合作進一步擴大和深化提供了一個功能性協商與聯繫機制，開啟了兩岸產業合作制度化進程。
二、新常態面臨的挑戰
1、島內特殊的政治經濟制度約束的挑戰。首先是台灣特殊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結構阻礙兩岸經濟合作的深化。台灣建立在國家認同和族群認同嚴重分歧之上的政治制度和政黨政治結構，使台灣的任何政黨都不可能真正贏得社會廣泛一致的認同，任何政黨執政都會面臨反對黨一方的頑強阻遏，在兩岸關係議題上尤甚。這種高度對立的政黨格局使政黨爭鬥的結果是社會的力量很難有效整合，造成兩岸經濟關係發展的延宕。
其次，對國家、族群認同的嚴重分歧導致台灣部分朝野精英對兩岸經濟持續融合心存疑慮，認為持續密切的兩岸經濟關係，將使台灣受制於大陸，回旋餘地日益狹小，而且一旦大陸經濟或兩岸關係出現較大波動，台灣的經濟就有可能遭受衝擊，從而影響台灣的經濟安全。受這種輿論的影響，島內民眾擔心台灣經濟過度依賴大陸的受訪者一直超過60%。
再次，由於島內制度設計的問題，部分島內民眾認為他們並沒有感受到2008年以來形成的兩岸大交流、大合作的局面及兩岸相關協議的簽署對他們生活及就業的正面影響，反而認為相關協議只對島內權貴有利，兩岸經濟聯繫的持續深化將會使他們在生活、就業等方面成本更高。
2、國際經濟秩序新調整的挑戰。從全球角度看，目前已逐步形成了“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議”（RCEP）等區域經濟一體化協議。其中TPP、TTIP及TISA等的主旨是構建高標準的貿易投資新規則，鞏固美國在制定國際經濟貿易遊戲規則中的領頭羊地位；而中國大陸等新興經濟體則推出多邊RCEP 、FTAAP和各種雙邊的FTA，則希望建立更為公平的國際經濟秩序，減少發達國家經濟波動帶來的負面影響。台灣如何選擇，將對其經濟走向產生重大影響。
從區域角度看，美國“重返亞洲”的經濟、軍事戰略也對兩岸經濟關係形成挑戰。可以設想，如果美國“重返亞洲”目的是遏制中國的復興，並形成美日這一經濟—軍事同盟，而兩岸又遲遲難以形成政治對話機制，台灣面臨的抉擇就是：加入以美日主導的經濟—軍事同盟，還是在重建兩岸的政治關係的基礎上共同參與新的國際經濟秩序的調整。
3、國際產業新突破的挑戰。在當今經濟全球化中的競爭，不只是企業與企業、國家與國家之間的競爭，更重要的還是產業鏈與價值鏈的競爭。面對德國的工業4.0；美國的 “再工業化”或“第三次工業革命”以及中國大陸的“中國製造2025”，兩岸在產業層面的合作面臨重大挑戰。儘管台灣高科技產業仍能在全球科技產業鏈條中擁有一席之，但當前大陸台資企業的代工化、部落化、外向化的經營結構，很難面對新常態下兩岸經濟合作和國際產業新突破的挑戰。
三、把握新常態啟動經濟合作2.0
面對大陸經濟的“新常態”、國際經濟秩序的“新調整”以及產業“新突破”，應盡快啟動兩岸經濟合作2.0，為此提出幾點思考。
1、宏觀上要找到深化合作新動力。面對“新常態”、“新調整”、“新突破”，兩岸深化經濟合作的“新動力”主要還在兩岸經濟合作，主要三個方面，一是改革層面的新動力。隨著大陸經濟新常態相關政策的落實，大陸市場准入將進一步放寬。投資的市場准入和貿易投資環境的進一步寬鬆，將使台商投資貿易的總體環境更為優化，並為兩岸產業合作拓展新的增長點；二是區域合作層面的新動力。隨著上海、天津、廣東、福建四個自貿區政策的落地，將有助於兩岸次區域合作進一步加快，有助於兩岸地方經濟往來及合作的深化；三是制度建設層面的新動力。推動包括ECFA在內的兩岸21項協議的落實和延展，將為兩岸尤其是台灣經濟發展及產業結構調整帶來新機遇。
2、產業上推動全面深化合作。首先是兩岸核心經濟群的合作。如基礎設施、能源、金融、交通、電信、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等方面的合作，在經濟上形成命運共同體；其次，推動兩岸全產業鏈的合作，尤其要瞄准新一輪科技革命著力推動新興產業合作，使兩岸產業鏈、價值鏈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態勢，同享繁榮、共擔風險；第三，關注和扶持有發展前景的兩岸企業尤其是有引領國際科學技術發展“新突破”的兩岸小微企業的合作，可考慮設立“兩岸產業合作專項基金”，使兩岸和平發展的紅利由更多人來分享；最後，大陸相關方面和大陸台資企業要合力深化在研發、品牌、市場、資本等方面的合作，共同面對國際產業新突破的挑戰。
3、國際上要共同參與、共同受益。當前，大陸經濟國際化進程明顯提速，“一帶一路”、人民幣國際化、FTAAP、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金磚國家開發銀行以及各種雙邊合作多邊的區域一體化組織如RCEP、中韓、中澳、中日韓等經濟組織和經濟規劃已開始實施或加緊推動，顯示中國大陸已積極參與到新的國際經濟規則和全球價值鏈重構的進程。與此同時，一些具體項目也開始推進，主要有四大重點建設領域：一是推動國際貿易投資便利化進程；二是加快亞歐互聯互通建設；三是擴大國際金融合作；四是推進海上合作。無論從新一輪全球貿易和投資規則、產業鏈重構、或是參與重大項目建設，兩岸有必要共同探討與兩岸共同參與新的國際經濟規則、全球價值鏈重構和區域重大建設的合作的可行途徑。
作者曹小衡系南開大學台灣經濟研究所所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