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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5月9日在彭州小魚洞鎮上空拍攝的小魚洞鎮新建的永久性安置小區。資料圖片 |
中評社香港5月14日電／新加坡《聯合早報》12日刊發一篇署名文章說，大災難往往也是一場大檢驗。四川汶川大地震測出了災民堅韌不拔的求生意志，也檢驗出全中國人民的愛心的強度。其間，中國政府則展示出了強大的動員能力。這篇題為《從川震救災看政府動員力》文章的要點如下：
今天是5.12汶川大地震一周年祭。
一年前的這一天下午，8級地震將天府之國四川撕裂成災難現場，生命、房舍、農田被吞噬，震感遠及越南、泰國與台灣。震後統計，將近9萬人遇難或失蹤，7000人致殘，500多萬人無家可歸。
大災難往往也是一場大檢驗。地震測出了災民堅韌不拔的求生意志，也檢驗出全體國民愛心的強度。其間，政府亦展示出強大的動員能力--雖然震後更漫長的重建過程也顯示，這個以官員為主體、政績為追求的體制原有的缺點也未能完全被擺脫。
除了廢墟、瓦礫、催人淚下的慘狀，大地震更讓人念念不忘的是救災現場的濃濃情意，以及舉國救災的獻身熱情。這份由下而上迸發出來的愛的力量，其強度不亞於地震。
2008年中國收到來自國內外慈善款總值首次突破1000億元人民幣，比2007年增加3.5倍，其中半數來自大陸地區居民個人的捐贈。官方社情調查亦顯示，九成以上受訪者都表示對災區捐過款物。這還不算至今仍持續前往災區參加志願工作的民眾所奉獻的人力支援。
地震還展示了政府與公民社會互補、互強的難得景象。在舉國救災的協力行動中，非政府組織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大量資源，假如這次經驗能夠視為一種代表，它標誌了社會擺脫國家對資源壟斷過程的開始。
與此同時，中國政府的動員與組織力也得到驗證與強化。中國人民大學行政管理學系主任毛壽龍教授受訪時指出，地震證明中國與西方國家一樣，具有國家動員能力，差別在於西方國家動員仰賴的是民主機制，中國依靠的是黨政組織。
震後一年回望災區，各地重建速度與中國經濟發展一樣快速。四川省政府數據顯示，到今年5月初，將近80%的農村永久性住房重建任務完成。城鎮住房任務完成約10%。
在都江堰、成都地區的農村裡，農民利用城鄉統籌改革實驗的優惠政策拉動社會資金以投資於農村重建。像被當局當作樣板展示的大觀鎮茶坪村，農民以宅基地入股，企業家出資聯合開設"農家樂"連鎖酒店，之後農戶住在酒店一層，二層辟成客房。這既解決了重建的資金問題，農戶也多了就業渠道。
值得肯定的是，政府對災區的投資，主要都通過市場機制來轉化成建設的力量，再間接轉化成民眾的經濟利益。據本報了解，震前青川縣建築工人一天收入50多元，在重建資金的推動下，如今達到100多元。
官方承諾，今年底95%以上的學生能在永久性校舍中上課。至今幾個備受關注的倒塌學校，新校址都接近完工，如都江堰聚源中學、富新二小等，不久後即能交付使用。
然而，由政府主導，以富裕省市對口援建模式打造出來的重建成果，也引起鋪張浪費、重建工作的優先順序是否合理的疑問。例如聚源中學的新校舍足以與大學媲美；臨街的房子修建得比其他房子漂亮；在民房重建樣板區裡，來訪者或許一轉身即看到破損的房子。
這些現象透露的信號是：災後重建的背後恐仍脫不了政府彰顯政績、追求門面的慣性思維。
當災區重建變成政府動員體制下的最大目標時，國家工作優先順序的判斷失誤，也可能顯露在重災區與非重災區的對比中：部分長期暴露在鎂光燈下的重災區居民，在多項補助下災後經濟條件可能比災前更好，新城鎮設計得美輪美奐；反之，那些沒有受地震災害的其他貧困地區，未必得到需要的照顧。
抗震救災表現出中國社會主義的優越性；所謂“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利弊，也一樣反映在重建工程中。由於資源過度集中，一些重建項目頗豪華，但其他地方資源缺口又極突出。
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受訪時提到中央政府提倡的“以人為本”。只有以人為本，從災民的角度思考，而不是從政府、政績的角度思考，才能找到重建應有的優先順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