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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作雙贏：中美合作符合雙方利益。 |
中評社訊╱題：中國和平發展道路與中美關係 作者：彭光謙（北京），軍事科學院少將、研究員
．中國的和平發展之路與歷史上大國興起之路有何不同？
．為何說在核時代靠戰爭手段崛起是不可理喻的？
．中國獨特的歷史文化傳統與社會達爾文主義何根本分野？
．中美關係能否走出「零和」怪圈，共創雙贏？
．為何說決定美國興衰的只能是其自己？
近一二十年來，特別是進入廿一世紀以來，由於中國堅持改革開放等一系列理性務實的方針，中國呈現出政治穩定、社會進步、經濟持續快速發展的態勢。面對中國的發展，人們普遍持熱情歡迎與鼓勵的態度。但也有人擔心中國這樣發展下去會不會挑戰現有國際秩序和現有大國的主導地位？會不會走上歷史上後興大國與既有大國相沖突的老路？我認為，這種擔心是可以理解的，但完全是不必要的。
獨特的歷史文化傳統與和平發展道路
中國之所以不會走上歷史上大國興起的老路，中國的發展道路之所以是和平的、理性的，這不僅僅是中國的主觀選擇，而且是有其客觀依據的。這種客觀性主要表現為兩個方面：一是與歷史上的大國興起不同，中國的發展具有全新的時代背景；二是與歷史上的大國不同，中國具有獨特的文化傳統，探索出一種獨特的發展模式。
第一，歷史上大國的興替與力量消長通常是在相對封閉、相對隔絕、利益相對分離的背景下發生的；今天中國的發展則是在全球一體化深入發展的新時代條件下進行的，或者說中國的發展是與全球一體化進程同步展開的。全球化的深入發展使各國經濟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密切聯繫在一起，各國在利益上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相互滲透、相互依存，呈現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損俱損、一榮俱榮的局面。各國日益成為一個難以分割的利益共同體。一個國家的發展以各國的共同發展為前提，而不是以犧牲或損害其他國家的利益為代價。這種利益關係的變化是當代中國與歷史上大國發展環境的最大區別。
第二，歷史上大國的興替是在戰爭手段及其毀傷力相對有限的條件下發生的，而當代中國的發展是在核時代展開的。核技術的發展使人類積聚起足以毀滅人類自身若干次的軍事能量，戰爭手段的發展已走向了戰爭目的的反面。在核時代，戰爭手段的無控制使用不能使擁有核力量的任何一方單獨獲益，衹能導致共同毀滅的結局。在核時代，任何國家要想靠戰爭手段削弱別人，擴展自己的戰略利益都是不可理喻的。
第三，歷史上大國的興起通常走的是一條外延式的發展道路，靠外部資源實現資本的原始積累和進一步發展，而當代中國走的是一條內涵式的發展道路。中國不是一個資源小國，而是一個擁有足夠豐富的人力資源與物質資源，有足以與世界任何民族相媲美的聰明才智，有足夠廣濶的內需市場的大國。中國把發展的基點放在依靠自己的力量上，而不是依賴外部世界來發展自己。中國當然需要與外部世界進行必要的交換，引進資金、資源、人才與技術，但這種交換是一種互通有無、平等自願、互利互惠的關係，而不是強制性的，更不是掠奪式的。隨著信息化時代的到來，信息技術革命將大大提高能源、資源的利用率，這就將進一步減少對資源的依賴，為中國建設節約型社會，實現由數量規模型向質量效能型的發展模式的轉變，提供重要支撐。這就將進一步減少與外部世界在發展中發生利益衝突的可能性。
第四，歷史上一個大國的興起通常實行的是對外的貿易開放主義與對內的貿易保護主義的雙重政策，在武力打開別國大門的同時，把自己的國門關得緊緊的。而中國在發展中實行的是一條對內對外全面開放的政策。中國從實行市場經濟之始就向世界敞開了大門。在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與世界經濟接軌的情況下，中國的發展是世界發展的一部分。中國的發展是佔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大型經濟體的發展，是當今世界規模最大、最有開發價值與開發潛力，而且向全世界全面開放的新興市場的發展。中國的發展與世界的發展不但不是對立的，而且為世界的發展注入了巨大活力，為世界的發展提供了難得的歷史機遇。
第五，歷史上一個大國的興起通常以顛覆國際體系、以新的霸權取代原有霸權為目的，而中國不是現有國際體系的挑戰者，而是建設者。中國幾乎加入了所有最主要的世界性組織，接受現有國際規則的約束，逐步完成從機制外向機制內的角色轉換，中國無意也無此必要試圖推翻現有世界體系，而是努力融入這個體系。中國不謀求任何霸權，不想取代任何人成為新的霸主。中國追求的是國際關係的民主化，是在世界格局中的平等地位與和平發展的共同機會。中國的發展是一支建設性力量的發展，不挑戰任何人的根本利益，這也是與歷史上的大國根本不同的。
第六，歷史上大國的興起通常是以社會達爾文主義和叢林法則為其思維特徵的，而中國的發展是深深根植於「以和為貴」、「協和萬邦」的獨特的東方優秀文化傳統之上的。與鼓勵海外擴張的資本主義商業文明不同，在農業文明的豐厚土壤上孕育成長的中華民族文化強調天人合一、對內和諧、對外和平。六百年前，中國明朝鄭和七次遠航，人數最多時達二點七萬人，戰艦二百餘艘，大艦達千噸，艦隊規模無人可比，但中國沒有利用當時強大的海上力量去建立海外殖民地，而是開展「和平友好之旅」。在中國優秀文化傳統中，沒有對外侵略擴張的思想基礎，不具備衍生強權思維的遺傳基因。中國疆域存在了二千年，至今沒有大的變化，將來也沒有向外擴張的可能。中國的和平發展道路正是中國優秀文化傳統在當代的必然延伸。
「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不僅是中國對奧林匹克精神的詮釋，也是廿一世紀中國的世界觀與發展觀。
中美可以共同創造「雙贏」
毫無疑問，中國的發展與包括美國在內的世界各國的利益是並行不悖的。作為後興的大國，中國的發展並不對當代最強大的發達國家美國的既有地位構成挑戰。一個穩定、繁榮、強大的中國，而不是一個動亂、貧窮與衰弱的中國，更符合美國的利益。中國的穩定是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穩定，中國的繁榮是擁有十三億顧客與勞動力的新興大市場的繁榮，中國的強大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強大。在美國經濟重心日益向亞太地區轉移，中美面臨越來越多的共同安全關注，中美經濟相互依存度越來越高的今天，任何人為地制造中美緊張與對立的舉措，都是不符合兩國根本利益的。中美兩國理應走出「零和」的歷史怪圈，共同創造一個雙贏的局面。
中美之間最敏感的問題莫過於台灣問題。台灣問題既可以成為中美之間的障礙，但處理得好，也可以成為中美溝通的橋樑。在台灣問題上，中美兩國的利益是不對等的。台灣問題對於美國，充其量衹涉及一般利益，而台灣問題對於中國來說，涉及的是國家核心利益、根本利益、最高利益。台灣問題事關中國的主權與領土完整、事關國家的戰略穩定，事關國家生存與發展的戰略空間，事關民族尊嚴與最高價值觀。在反對台獨分裂主義的問題上，中國政府、中國人民、中國軍隊沒有任何妥協的餘地。在「一個中國」的原則下，和平解決台灣問題，不僅不會損害美國的利益，而且還會增進美國的利益。台灣問題的妥善解決將最終拔除可能破壞中美關係的引信，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威信，美國在這一地區的戰略利益包括經濟利益、安全利益都衹會上升，不會下降。我不大相信，美國政治家會不負責任地給台灣分裂主義勢力開一張用美國青年的鮮血填寫的空白支票。我更不相信，為了某些台灣分裂主義政客的一己私利，美國政治家會以美國國家利益為賭注到台灣海峽去進行戰爭冒險。我相信美國政治家絕大多數是有遠見的、理智的，是有足夠的政治智慧處理好台灣問題的。
放縱日本美國將嘗惡果
另一個可能影響中美關係的消極因素就是日本因素。近年來日本似乎正在出現一股否定侵略歷史，試圖重走軍國主義老路的動向。日本人民是無辜的，但日本軍國主義是邪惡的，是人類的公敵。事實上，最早對美國實施恐怖主義襲擊的不是本．拉登，而是日本軍國主義，日本神風敢死隊就是最早投向美國人的自殺性人體炸彈；最早對美國軍隊造成重創的是日本軍國主義偷襲珍珠港事件；最早試圖用漂流彈對美國本土實施細菌戰的也是二戰中的日本軍國主義。美國人類學家本尼迪克特在《菊花與刀》一書中指出日本民族文化「既忠誠又奸詐」，既「有禮貌而又驕橫」的兩面性，日本某些政客是一群容易健忘而又記仇的人，他們對屠殺中國三千萬人的滔天戰爭罪行百般抵賴，而對廣島、長崎遭受原子彈襲擊一直耿耿於懷。我希望美國不要以自己的直率來看待日本的隱忍。美國少數政治家似乎覺得放日本出籠，利用日本牽制中國是一個好主意。但事實很可能與願望相反，日本要重走軍國主義老路首先要挑戰、要擺脫的，不是別人，而是美國。因此，「農夫與蛇」的故事是值得認真體會的。
決定美國興衰的是美國自己
中國與美國可以說是東西方兩大文明的代表。作為兩個大國，中美關係是廿一世紀最重要的國際關係之一。中美關係的性質與走向，不僅將決定中美兩國的未來，而且將決定廿一世紀整個國際關係的性質與走向。美國在當代國際社會的突出地位是自然形成的，它的存在與興衰是由美國自身因素決定的，不是任何外力可以挑戰或改變的。美國有些政治家希望對中國施加壓力，以影響中國。但是壓力越大，反作用力也就越大。正如同樣是碳分子，一般情況下是石墨，在高壓下則可以成為金剛石。既然中美注定要在同一個地球上生活下去，為甚麼不能世世代代友好、坦誠相處呢？！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06年2月號，總第98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