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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輔仁大學日文系教授兼副國際教育長、日本研究中心主任何思慎。（中評社 倪鴻祥攝） |
中評社台北4月15日電（記者 倪鴻祥）中日《馬關條約》簽訂於1895年4月17日，今年正好120年。台灣大學政治系兩岸暨區域統合中心、兩岸統合學會、中評智庫基金會14日下午主辦“《馬關條約》兩甲子：對兩岸與東亞的影響”圓桌論壇，與會的輔仁大學日文系教授兼副國際教育長、日本研究中心主任何思慎指出，甲午之戰，決定20世紀前半的東亞歷史，《馬關條約》更為日本的侵略歷史埋下伏筆。
何思慎以“《馬關條約》對日本社會的影響”為題發表看法，以下為全文內容：
2015年適逢甲午戰敗，《馬關條約》二甲子紀念。1895年4月17日，清廷與日本簽訂《馬關條約》，此條約不僅使1874年“牡丹社事件”後，明治政府將中國為主、日本為從之“華夷秩序”成功逆轉為日本所主導的“西伐利亞體制”（Westphalia System）下的東亞新秩序獲得鞏固；甲午戰敗，亦使日本自中國獲得二萬萬兩白銀賠款及其後“三國干涉還遼”清廷為贖回遼東半島所支付之三千萬兩白銀，此鉅額賠款如日本久旱之甘霖，相當於明治政府4年的財政收入，為明治天皇解燃眉之急，日本嚴峻的財政問題迎刃而解。
尤有進者，《馬關條約》使日本得到垂涎已久的台灣、澎湖及其附屬島嶼。日本近代文明之父福澤諭吉（Yukichi Fukuzawa, 1835-1901）百年多前即曾直言，台灣在中國手上，有如榻邊之鼾聲， 將令日本寢食難安。日本繼1879年日併琉球，改置沖繩縣後，再獲台灣，除可確保當時日本經濟發展所需之熱帶物資外，更確保其南面之安全，進取東南亞。
此外，在《馬關條約》後，日本藉口朝鮮獨立，徐圖兼併朝鮮半島，並在日俄戰爭後，奪回遼東半島控制權。《馬關條約》使日本在明治維新後，首度嘗到戰爭對國家的“好處”，並在日俄戰爭後進一步確立藉戰爭染指東亞全境的亞洲戰略。《馬關條約》使明治維新後的日本，不僅打破“島國”格局，實現江戶中葉日本思想家本多利明（Toshiaki Honda，1743-1821）揭櫫的“海洋國家”，並因取得台澎、遼東及朝鮮半島，與歐洲諸國一般，步上殖民主義，中江兆民（Chomin Nakae, 1847-1901）的“小國主義”成為曲高和寡的“清議”，內田良平（Ryohei Uchida）的“大國主義”壓倒一切，亦使日本的“脫亞”與“興亞”變調為侵略亞洲的溢美之辭，難以成為東亞擺脫歐洲殖民主義，歸位為“亞洲人的亞洲”之救贖。甲午之戰，決定20世紀前半的東亞歷史，《馬關條約》更為日本的侵略歷史埋下伏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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