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10月3日電（作者 陳勁松）一次去逛書城，於偶然間，我見到了《馮至傳》這本書。翻閱之中，發現其中有馮至先生於1991年以詩歌形式寫就的一首“自傳”，這首“自傳”給我的心靈帶來的震撼是前所未有的，它不僅從一個側面反映了馮至一生命運的坎坷不平，也因其思想的深刻性，而在某種意義上成了中國20世紀知識分子命運的真實寫照。細細讀來，個中真味，恐怕我等年輕一輩難以感同身受。詩歌曰：
三十年代我否定過我二十年代的詩歌，
五十年代我否定過我四十年代的創作，
六十年代、七十年代把過去的一切都說成錯，
八十年代又悔恨否定的事物怎麼那麼多，
於是又否定了過去的那些否定。
我這一生都像是在“否定”裡生活，
縱使否定的否定裡也有肯定，
到底應該肯定什麼，否定什麼？
進入了九十年代，要有些清醒，
才明白，人生最難得到的是“自知之明”。
馮至先生生於1905年，逝於1993年，原名馮承植，河北涿縣人。他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著名的抒情詩人，其詩歌曾以獨特的藝術魅力被魯迅贊譽為“中國最為傑出的抒情詩人”，詩集《昨日之歌》、《十四行集》奠定了馮至在現代文學史上的地位。他的一生幾乎貫穿了整個20世紀，作為一位著作等身的詩人、作家、學者，馮至先生無疑能夠以其切身經歷和世紀身份，充當中國20世紀知識分子命運的見證者與評判者。值得我們深思的是，就是這樣一位學貫中西、踐行自由的現代知識分子，在20世紀的中國文學大舞台上，卻“一生都像是在‘否定’裡生活”。直到世紀末的1991年，也就是已到80多歲高齡的時候，馮至先生才終於對自己充滿戲劇性的一生，有了一個人生最難得到的“自知”，有了一個不受任何外在意識形態影響的合乎事實的評價與認識；才終於“有些清醒”，不再像過去那樣輕易地否定自己的得失功過了。對於一位歷經無數政治運動與歷史滄桑的老者來說，這需要何等的勇氣與胸襟，又蘊藉著詩人何等的悲愴與辛酸，隱藏著詩人何等的無奈與痛楚！
事實上，身處於20世紀的中國現代知識分子，因時代的風雲際會和形而上的意識形態影響，在自己的學識、寫作生涯中不斷地否定自己，“一生都像是在‘否定’裡生活”的，又遠遠豈止馮至先生一人？曾經深受大眾喜愛的“人民藝術家”老舍先生，建國後就否定了自己那些在現代文學史上早已形成定論的作品，並十分匆忙地按照新時代的要求對其進行修改。儘管如此，文革開始時，老舍還是沒有逃脫命運的悲劇，1966年8月24日，他含冤自沉於太平湖，從此不用再站在時代和政治的立場上全盤否定自己；一代哲學宗師馮友蘭先生，回顧自己40年代的哲學生涯時曾留下一詩：“不堪往事重回顧，四十年間作逆流”，只是在一瞬間就否定了自己曾取得的所有哲學成就；而最具有代表性、最具有震撼力、最發人深省的例子，當數一代文學巨匠郭沫若了。他曾在1966年的一次會議上說過一句名言：“拿今天的標準來講，我以前所寫的東西，嚴格地說，應該全部把它燒掉，沒有一點價值。”一句話，就將自己否定得多麼的徹底乾淨。對自己的過去感到不滿並予以否定，從而使自己的思想、視野、學識、人生經驗獲得新生，這本來是我們人類作為有智慧善思考的高級動物，在物質和精神領域裡的一種積極的追求，正如魯迅所說，不滿是向上的車輪。但不分正確與否，則是不可取的。為什麼要輕易地否定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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