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11月1日電／美國世界日報昨天發表社論說，日前台灣民進黨大選提名人蔡英文針對連勝文在選舉造勢場上遭遇槍擊案，脫口而出“我們如果沒有開那一槍”，馬上變成媒體話題。雖然這句話被解釋成那是蔡英文的“口誤”，但就心理層面言，也反映了一個心理想像。即從2004年陳水扁和呂秀蓮藉“兩顆子彈”勝出，到連勝文頭上的“一顆子彈”，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會不會再來一場？
社論說，蔡英文其實就是針對此點對自己人說，要防止連勝文效應，但為什麼不提陳水扁效應？相較“一顆子彈”和“兩顆子彈”，蔡英文及其支持者期待的又是那種效應呢？有槍擊案就有利害，選民是否有充分的資訊及判斷能力區隔和看待這兩場槍案或說是戲碼呢？就天理和公道言，今天要該追究的是槍擊案本身，還是槍擊案的效應？蔡英文何以偏重論述槍擊案的效應，且單選連勝文而非陳水扁？
台灣的政客們似乎不想知道是誰開的槍，或追究槍聲來自何處，誰才是槍擊案的導演，而是聚焦於誰受惠，如何藉此打擊、栽贓對手於無形。歸納政客們的計較大概可以理出兩種效應，一是“槍聲效應”，即“子彈效應”；一是“悲情效應”。後者可以製造選情的起伏，甚至逆轉選情；前者則是如何導演槍擊案，擴大衝擊面，以期向對手栽贓。如果以此檢驗，2004年大選前夕的槍擊案即具有莫大的栽贓和逆轉選情的效應。拿連勝文的槍擊案來做文章，則簡直是小巫見大巫，文不對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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