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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美經濟戰略對話：意義絕不單純。 |
中評社訊╱題：“中美戰略經濟對話：尋求戰略互信” 作者：李雪飛（北京），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美國研究所博士
2006年12月14－15日，中美雙方在北京舉行了首次中美戰略經濟對話。中國國務院副總理吳儀和美國財長保爾森分別作為兩國元首的特別代表共同主持對話，美方代表團派出了包括6位部長和美聯儲主席在內的超豪華陣容。雙方代表團規格之高，規模之大令外界對對話的成果抱有很高的期望值。行前美國政、商界紛紛表態施壓，製造業協會表示首要目標是促使人民幣升值，並且希望儘快看到“中國的進步”；貿易代表辦公室在國會要求下發佈報告，指責中國入世五年仍有許多重要領域未達到加入世貿的承諾條件；美國主流媒體也認為，代表團將在人民幣匯率、貿易不平衡、保護知識產權等問題上向中國全面施壓，其中壓迫人民幣升值是核心問題，甚至有媒體稱，美國將效仿20世紀80年代解決美日貿易糾紛的方式，與中國簽訂另一份“廣場協議”，通過人民幣大幅升值減少美國創記錄的對華貿易逆差。
但是從對話實際情況看，此次雙方更多著眼於解決兩國經貿關係中的結構性矛盾，尋求雙邊經貿關係的可持續發展和建設性合作關係的構建。在對話中雙方達成以下共識：中美將建工作組討論開放中國服務業和引進競爭機制；在中國設立紐約證券交易所和納斯達克代表處；美國支持中國加入泛美開發銀行；締結促進美國對華出口的融資便利協定；中國將加入"未來發電計劃"政府指導委員會；雙方同意重啟雙邊航空服務談判。中美戰略經濟對話達成這樣的結果，並不令人意外。
當前中美經濟關係與上世紀80年代美日關係的區別
首先，美國雖然是當今唯一的超級大國，但中國也是國際體系中最重要成員之一；作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經濟總量世界第四位、世界第三大貿易國的發展中大國，具有實行獨立外交政策的意志和能力。因此，在與美國進行對話和談判時，中國只會在不危及核心國家利益的情況下作出一定的讓步。在上世紀美日貿易摩擦時期，蘇聯尚未解體，日本在安全問題上完全依賴於美國提供保護，導致在重大核心問題上無法承受美方的壓力。
其次，在美國主導建立的全球化體系中，中美兩國均是積極的參與者和受益者。中國抓住經濟全球化進程中國際產業轉移的機遇，吸收國際資本和技術，將本國龐大的勞動力資源納入國際經濟循環，成功實現了經濟轉型和持續的經濟高增長。美國憑藉科技優勢，特別是對國際機制的主導權，更是成為這一進程最大的受益者。美國國際經濟研究所的研究顯示，美國每年從其主導的全球化中獲得的收益超過一萬億美元，付出的成本只有500億美元。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美兩國的經濟關係是符合彼此戰略利益的。而當時日本在冷戰格局下，撇開防務包袱，全力發展經濟，利用西方資本主義陣營的市場，實現了經濟騰飛。日本經濟發展起來後，利用各種貿易和非貿易壁壘保護本國市場，美國未能獲得相應的利益。
最後，中國當前仍處於經濟起飛階段，且由於人口多、底子薄以及自然資源和環境條件的限制，這一過程還將持續相當長的時間。由於中美兩國所處經濟發展階段不同，兩國經濟具有較強的互補性，不構成全面競爭關係。中美經濟關係的核心問題是貿易不平衡以及貿易問題政治化問題。而當時美日貿易摩擦領域伴隨著日本經濟的快速崛起，從最初的紡織品、半導體等低端產品發展到後來的汽車、電子產品等高端產品；且日本在多個行業的勞動生產率超越美國，已經嚴重威脅到美國的世界經濟霸主地位。從上述中美關係的特點，可以看出美國對待中美貿易問題的處理方式和最後的解決辦法都將不同於當年的美日貿易糾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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