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元一旦崩潰——對話朱小平
中國跟美國的共生關系，是當下經濟結構的一個基本點。我利用尼爾·弗格森構建的“中美國”（Chinamerica）關聯體模式，建立了一個中國經濟近期增長模式的“兩缺口模型”。
中國經濟是美國次貸膨脹最大的受益者。正是美國次貸膨脹加上中國國內房產私有化的刺激，才讓中國經濟獲得了快速增長。面對各自的危機，中美兩國社會承受度有巨大差異：美國社會是有序的，但是當中國實體經濟受到衝擊時，是以社會失序形式表現的：高管馬上人間蒸發，對吧？根據當時的資料，“中國金屬”高管蒸發了 13個人。
人物周刊：如果這個“中美國”維系不下去了，會發生什麼？
朱小平：這就是我的5個猜想了，當然它們可能是錯的。首先，中國經濟有可能從高速增長期轉入低速或中速增長期，如果仍以政府主導的擴大投資來推動經濟高速增長，長期可能會導致進出口轉向逆差，人民幣匯率貶值，輸入型通貨膨脹，社會兩極分化加劇。
幾乎沒人明白金融市場
人物周刊：什麼時候開始，你覺得金融危機有意思，要關注它？
朱小平：這次危機孕育了10多年，到07年2月開始顯現；08年9月美國財政部接管“兩房”、雷曼兄弟宣布破產、美林被并購，可以看作危機爆發的起點，全世界媒體都開始報道。這之前也有人談論金融危機，但局限在少數專業學者裡。
人物周刊：你提到過紐約大學魯比尼教授2006年就預言美國房市將拖垮經濟。
朱小平：現在查下來他是最早發出警告的學者，但當時沒有人重視，反有人批評他缺乏數學分析。他現在被稱為“末日博士”、“末日預言家”。
危機集中爆發時，金融事件成為新聞，大量資訊不斷湧入，我才能觀察這件事，并提出自己的理解。到去年10月中旬，我大致形成了一個思想。
但是對這次金融危機裡金融衍生品的制度問題、細節問題，我們到現在也無法判別。就像美國《國際經濟》季刊總編斯米克在他的新書《世界是彎的》裡講的：目前金融市場的複雜性“神秘得幾乎沒有人明白它的運作”。克魯格曼也說過：“要從細節上說明這次金融危機，是一件使人抓狂的事。”
我在兩個月裡把這書寫出來是冒風險的，很可能有重大錯誤，但這事值得做。面對這次危機，對經濟學提出“告訴我它是什麼”具有很大的正當性。這是激勵我寫這本書的動力。
面對黑箱的失語
人物周刊：聽說有些國家的經濟學者正在反思在這次危機爆發後的表現。
朱小平：危機爆發以來，全世界有許多人出來充當歷史的判官，宣稱華爾街死了、美元死了、美國死了、資本主義死了……也有幾個國家表現為集體失語。
人物周刊：有批評說，中國經濟學家的表現也有失水准。
朱小平：這幾個月來沒有人做比較全面、深入的理論分析，但有很多評論性的、價值判斷的東西，其中有不理解造成的隔膜，有情緒化的東西，也有胡說八道——不知道是故意為之還是本身能力不够。
嚴肅的經濟學家言說問題只有3種方式 ：邏輯的、數據的、歷史（或地理上）比較的。比如1929年經濟危機和這次的相比較，或者中國和美國相比較。經濟學和其他人文學科不同，它不允許思想隨意馳騁，只有經濟事件和後果充分顯現并經過細致分析之後，學者才能言說。
人物周刊：這豈不造成經濟學家後知後覺，顯得他們很無用嗎？
朱小平：是這樣的。一直有這樣的批評：經濟學是很憂鬱的、灰色的學科。這次危機中可以看到這樣一個現象，美國一批嚴肅、專業的經濟學家，特別是學院派，幾乎沒有言說和專論。因為自凱恩斯以後，經濟學家形成一個共識，就是經濟學科總體上講不可能先知先覺。一定要經濟學家來做預言家，那麼多數猜想很可能是錯的。
另一個原因是這次危機跟金融衍生品市場上許許多多創新的產品或交易有關，這些金融創新產品又完全是由投資銀行、保險公司、商業銀行雇傭的行業經濟學家和數學家共同設計開發的，是高度商業機密，對於局外人就像黑箱一樣，其中一些細節只能等局內人開口。1930、1940年代，美國著名炒家江恩受日本江戶時代米行裡用的K綫圖啓發，在炒股上獲得成功，退休前才公布了這個工具。
人物周刊：經濟學界比較積極應對的是哪些國家？
朱小平：美國經濟學界正在反思。比如哈佛在反思其MBA教育，為什麼他們教出來的大量MBA在次貸危機前期沒有任何警覺？認為MBA的課程設置、教授內容有問題。還有，美國經濟學家認為，宏觀經濟學在這次金融危機中基本是失敗的。
自凱恩斯以來，宏觀經濟學在內容上有了很大的進步，學派紛呈。現在的宏觀經濟學家，要他講什麼理性預期模型、動態遞歸的宏觀模型，可以講得頭頭是道，還可以運用計算機等現代手段，理論規模和精巧度遠遠超過30年代凱恩斯他們。
但經過這次金融危機，大家發現晚近出現的精巧模型好像一點用都沒有，1930年代凱恩斯的很古典的思想方法，反而具有更強的解析問題的能力。等於是要承認，宏觀經濟學至少近二三十年可能走錯了。去年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給克魯格曼，他的理論在這次危機中很有影響力，他是凱恩斯主義的，所以等於頒給了凱恩斯。所有救市的政策思想都來源於凱恩斯。我認為他跟熊彼特是20世紀最偉大的經濟學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