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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最近的一次全國人口普查結果，印度住房和城市扶貧部部長庫馬裏.塞利亞(Kumari Selja)表示，印度貧民窟的居民數量已從1981年的2790萬人升至2001年的6180萬人。 |
中評社北京6月16日電／6月14日，來自《印度教徒報》的記者，給重慶市副市長黃奇帆提了個尖銳的問題———重慶那麼大一個城市，有沒有貧民窟？黃奇帆表示，重慶現在和以後都不會有貧民窟，理由有三：一是中國的農民是兩栖的，農忙或工作不好找的時候會回到農村。二是中國由於城市發展而動遷的農民，政府都會賠償拆遷款或者是房子，他們成為城市人後，沒有生活來源的還可享受低保。三是中國進城農民基本上不存在找不到工作的情況。（6月15日《重慶商報》）黃奇帆說的是實情，但同時也是沉甸甸的承諾和責任。
新京報評論說，中國在大規模城市化過程中，沒有出現大量貧民窟現象，除了上述原因，還有兩大原因：一是由於我們嚴格管制，不會出現私搭亂建過多的現象；二是絕大多數農民工目前是以單身勞工的方式住在集體宿舍裏面，也就是所謂的“工棚現象”。現在中國有1.2億以上農民工，進城的家屬據說只有3000萬，意味著1億人過著單身生活。它給農民工子女教育、家庭和社會倫理帶來巨大挑戰。站在中國大規模城市化加速的路口上，站在“全國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簡稱“新特區”）這一獨特位置上，人們熱切地期待，重慶能在這方面探索出新路，成為以人為本、縮小城鄉差距、貧富差距，建設共同富裕社會的典範。
而這一切，是在充分尊重、保護農民的遷徙和擇業等各項自由的基礎上實現的。黃奇帆說，重慶每年都要增加50萬城市人口。這個新增數量甚至遠遠超過北京，其中當然包括大量的農民進城。而在6月7日，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下發了《國家發展改革委關於批准重慶市和成都市設立全國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的通知》，成都、重慶獲批統籌城鄉綜合改革試驗區，“統籌城鄉”成為這兩個新特區的關鍵字詞。而“統籌城鄉”的關鍵性制度依託，就是城鄉居民權利平等。誠如6月9日發改委副秘書長楊偉民在“中國經濟五十人論壇”成都研討會上所說：統籌城鄉發展，最終目標要使農村居民、進城務工人員及其家屬與城市居民一樣，享有平等的權利；要使農村居民、進城務工人員及其家屬與城市居民一樣，享有均等化的公共服務；要使農村居民、進城務工人員及其家屬與城市居民一樣，享有同質化的生活條件。
在此過程中，農民更多、更平等的權利，就意味著他們將獲得更好的城市入場券，意味著城市的發展壯大更快、更和諧。為此，重慶、成都已然邁出了實質性的步伐。6月15日《重慶晨報》報導，重慶市工商局有關負責人日前表示，在放手試驗的改革新思路下，重慶農村居民可以土地承包經營權直接入股，這在全國都沒有先例。它意味著農民將擁有更多、更恒久的進城資本。而成都則已開始著手規劃為進城的農民提供廉租房、經濟適用房。
與此同時，建議兩地充分吸收以前國內外其他城市廉租房建設的經驗，一是不能把廉租房建在過於偏遠的地方，引發大量的時間和交通成本，致使入住率極低，甚至無人入住；二是申請條件不能過苛，將大量低收入者拒之門外；三是政府連片建設大規模的安置貧民區，也未必是好辦法，這不僅可能產生治安上的高危地區，也不便於貧民就業。
前些年芝加哥拆除最大的廉租房區，把廉租房分散到城市各處，此舉就受到低收入者的歡迎，效果也非常好。此舉頗值得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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